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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两个都被抓住。”卡尔对霍奇说，“荒废的工地大楼，深夜无人，我们互不认识但处在同一阵线，应该想办法合力逃脱。那么，你为什么要攻击我？”
他们在第三和第四个受害者的被害现场。关于第二个案件的调查并没有新进展，但这一回就比较特别了——作为两个字母L的死者，他们是被带到一起后杀害的。这意味着成倍增加的风险与难度，嫌犯这么做一定有其原因。
“根据法医报告和当时的现场照片来看，他们进行过较为激烈的近身搏斗。”霍奇说，边看资料边沿着某个路线走动，“出现过追逐，攻击不是一直保持着双向性。最后这种争斗因为某种原因停止了，没有致死意图，他们并不打算、或者说被要求，杀了对方。”
“他们不能逃跑。”他停下脚步打量四周，继续还原场景，“凶手在现场，存在武力威胁。但他没有限制住受害者，他们手脚自由。那么此时如果我要攻击你，我们之间必然是有着更紧急的矛盾。但不是来自过去的私人恩怨，加西亚已经排查过。从伤口看来，双方都没手下留情。”他转回来说，“这个矛盾的起点来自于凶手？如果是你，你会迫于什么压力而攻击我？”
“我不会攻击你。”卡尔说。
“假设。”霍奇提醒他。
“可是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攻击你。”卡尔说，颇为无奈地看着他，“这个角度我假设不出来。”
身为BAU的组长，霍奇探员可能是第一次遭遇这种类型的挫折。他不由地沉默了一下。
“但我可以换个角度。”卡尔试图帮忙，然后他停顿了短暂片刻说：“比如作为凶手。”
这次霍奇没有阻止他。
“他选择这两个受害者，是因为他们的名字首字母刚好符合条件。”卡尔很快地说了下去，“他一直没有表现出对特定类型受害人的倾向性。我认为他对杀人这个行为并不在意，换句话说，就像做饭需要食材一样，他只不过需要点游戏素材，就随手抓来了。”
“但用掉三个月就为了表达一个单词也太无趣了。”他又说，“杀人于他只是一个任务，枯燥无味的重复行为。他的兴趣不在这里。我的兴趣不在这里。所以在用掉他们之前，我先做了点小游戏。我需要什么？人类身上有什么值得探究？我想要知道什么？他让受害者互相争斗，让受害者认为不这么做就会死。”卡尔忽然迟疑了一下，转而问：“一般而言，有什么比生命威胁更严重，探员？”
“根据他们的个人资料，可以排除家庭因素。那么最可能的就是：更紧急的生命威胁。”霍奇分析说，“推测自己最终很可能会死，和知道自己5分钟内必然会死，是两种不同的心理状态。”
“我记得第一个案子的受害者死因是中毒？”卡尔说。
“是。”霍奇接着他说，“嫌犯很可能是给两个受害者下毒，让他们争夺唯一的一份解药。”
“但尸检没有查出毒素，两个人最后都是直接被枪杀的。他在故意骗他们。”卡尔指出。
“如果一个人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杀了另一个无辜的人，他至少有理由消解愧疚；但如果他做了足以导致无辜人死亡的事，之后却发现一切都是假的，”霍奇说，“不论结果有没有人受伤，他遭受到的心理冲击都反而会更强烈。”
“是这个。”卡尔飞快地说，“嫌犯没有威逼他们杀死对方，他对单纯地自相残杀毫无兴趣，他想让胜利者面对活生生的另一个人，感受那种……他想看他们的反应。他对此感到好奇。我对此感到好奇。我想要知道在极端环境下，在人类的内心深处最本质的地方，他们究竟是怎么样的。他每行动一次，就测试一次。他感到，我感到……”他慢下来，回忆着，描摹那种感受，然后他说：“失望。我对人类感到失望。”
霍奇注视着他。
“你在想什么？”
卡尔迅速回过神。“所以凶手应该是每次作案都在重复这种游戏，这对他来讲是比杀人更有乐趣的事情。”他判断道，“我猜等到他找到合适的对手之后，他也会这样施加压力，研究对方。难度更大，挑战性更高。然后他再从精神上摧毁对方。”
“我不是在问这个。”霍奇说。
“什么？”卡尔不解地问。
“你一直下意识地不断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来回转换。”
“那大概是因为我在接入他的思维。我得把自己当做是他，对吧？”
“不。”霍奇说，以一种无可置疑的口吻，“我侧写过数不清的连环杀手，卡尔。我知道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和变成别人来思考之间的差别。你只是能从类似于他的立场看问题，但你和他是割裂开的。我认为你没法理解他。”
卡尔盯着旁边灰扑扑的水泥墙琢磨了一下。
“这倒是个新奇的角度。”他说，“我能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不是因为我理解他，而是因为我们立场相同。这难道不是一回事吗，探员？”
“整个BAU小组都能从罪犯的立场看问题。所以不，这不是一回事。”霍奇回答他，然后又问了一次：“你刚刚想到了什么？”
想到我是如何对人类失去信心。这念头顾自升起的时候，卡尔意识到霍奇说得好像也有些道理。然后他就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了。但他也不想对眼前这个男人说谎。
“你可以试着从人类这个身份当中抽离出来。”他最终开口时说，“你不对他们抱有同情，或其他的情感链接。你完全跳出这个群体之外，以绝对客观的角度看待他们。然后你就会……”他停了停，转而说：“你就会发现不难知道这个罪犯的态度了。”
*
警局的临时办公室内，重新聚集的FBI探员们彼此交换信息。
“目前看来，这五个人没有明显的关联点。”瑞德站在白板前说，“不算意外，投毒属于遥控型杀手的行为，随机性非常强。但当我标注受害者的住址、而不是案发地点的时候，”他在地图上一划，“发现其中有四个人都集中住在这片区域。”
“加西亚还在查找这附近各种形式的多人组织，”摩根说，“社区活动，互助会，甚至超市会员……唯一没在区域内的是最后一个被害人。但他是律师，说不定什么时候在报纸上就能看见他的名字和工作地点。嫌犯很可能就是刚好、按照卡尔的方向来看，就是刚好看到他符合条件，于是顺手就选了他。”
“但他在运送受害者残肢的时候比较谨慎。”艾米丽提道，“包裹送到受害者家属家里的那次没有目击者，送到公司是通过伪装成清洁工，我查看了监控，但因为他带着口罩，只能判断出四十岁上下，棕发，还有身高等基础信息。”
“既然嫌犯这么有计划性，为什么他非要将第三和第四个受害人带到一起？”罗西问，然后看向卡尔，“你说他是为了设置‘游戏’，但如果他每次犯案都那么做，显然人数并不是问题，没必要扩大风险。”
“杀人顺序也很重要。”卡尔思考说，“不过到了两个L的时候就无所谓先后。风险不是他最在乎的，更重要的是……”
“因为犯罪在升级。”霍奇帮他总结道，“第一次是投毒，第二次是入室杀人，第三次是双人案。嫌犯在不断加强犯罪程度。可以预见接下来如果他再次犯案，不论是从人数还是规模来看，都很有可能进一步增强。”
“说到第一个案子，最开始我以为就是普通的远距离毒杀。”博士说，“但后来卡尔提出嫌犯的目的性，就意味着他必然也在那里，于是现场情况就不是看上去那么普通了——没有入侵的痕迹，受害者有可能是主动让嫌犯进入房子。他们认识，或者嫌犯的身份不容易引起怀疑。加西亚？”
“明白，甜心。”他们的计算机女王在视频通话里说，“调查第一位受害人的社交情况，邻居、附近的推销员、修理工等等所有符合条件的选项，这需要一段时间。”
“但嫌犯并没有每次都使用投毒的方式。”艾米丽疑问说，“后来他的作案风格改变很大。既然往往第一个受害人能提供更多的信息，我们能推测出他当时究竟是怎么做的吗？”
“那么我们来试着还原现场。”摩根说，把椅子转过来面对着她，“现在我们面对面坐在桌前，因为我有枪或其他武力威胁，你不能反抗。”
他随手摘下笔帽假装是药片，“我最终需要你吃下去它，而且是自己主动这么做。”
“如果我明知这是毒药，可能有点难。”艾米丽说，“我没有家人，独居生活，没什么可被威胁的。反正都要死了，我为什么非要吃它？”
卡尔盯着他们不说话。
“我们换个思路。”摩根想了想，“如果这样做有存活的希望呢？如果我不告诉你它是什么，并承诺只要你吃了它就放过你……不，这样逻辑不太通。”
“也许有不止一份药。”瑞德提议说，“真的和假的混在一起，你自己选，这样就能好理解一点。但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一直觉得第一个案子有种奇怪的违和感。”他抬手在半空中胡乱比量几下，“在我调查整个案件的时候，它显得更缺乏激情，好像只是一个试探，我是说，我们的嫌犯应该更加……卡尔，你这样盯着我会让人很紧张。”
其他人不约而同地看向好像在愣神的年轻人。
“我觉得，”卡尔将视线又往摩根和艾米丽身上转了一圈，他不确定地说，“有种熟悉感。这个类型我好像在哪里见到过，我是说第一个案子。服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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