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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韩非子》就记载了一桩造假的公案：“秦昭王令工施梯而上华山，以松柏之心为博，箭长八尺，棋长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尝与天神博于此矣’。”为了显示自己的不凡，昭王生生伪造了个假古迹。
到了汉朝，真正意义上造假的“祖师爷”出现了，这人名叫新垣平，是赵地的一名方士，他连续向皇帝献上玉杯和周鼎，把汉文帝忽悠得晕头转向。
不过他碰上了爱较真的死脑壳、人称“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的大法官张释之，终究还是被揭穿了谎话，诛灭了三族。
别看这时候造假的代价之大，一般人难以承受，可风险和利益永远是成正比的，在如此之高的利益面前，风险可以忽略不计。
当然，在明朝以前，造假不过是个别行为，直到明代才开始昌盛，并发展出了体系、产业链，之后在民国时期达到了顶峰。
最为知名的，莫过于张大千，前文也说过，叶浅予说他，“穷追古人之迹，穷通古人之法，最后达到穷探古人之心。”
而这种层次的造假，模仿揣摩出了作者的心意，运用纯熟的笔法，造出来的伪作几乎可以乱真，就不能单纯的用造假来看待，已经颇有几分“艺术”色彩了。
其实，与张大千同时代还有不少“造假”高手，成功欺骗了顶尖鉴定家的也不乏其人。
比如汤安，字临泽，长水人，善篆刻、工书画，还曾经在一家报社担任过副主笔，但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仿造古玩字画的功夫。
汤安的金石书画学自篆刻大家胡菊邻，又跟诗词大家潘飞声学过古诗文辞，他能触类旁通，又能潜下心来，认真研究复制宋元书画，仿制古陶瓷、铜器、碑帖、竹刻、印章等，前后长达三十多年。
汤安自己擅长篆刻，有一年，润州某大户人家因故要当卖家产，汤安借此机会购进了一批积古的犀牛角料，制成了一批“明代印章”，设法卖给了金石收藏家葛昌楹。
据亲眼见过这批印章的篆刻家陈巨来说，这批伪造的印章包括了文水道人、祝枝山、唐伯虎、沈石田等名人印章，印章“其底之深之平，叹为观止。而虫蛀、裂纹尤为逼真，印底所存旧迹朱泥，虽以水泡数日亦不脱也”。
用水泡观察以油泥是否脱落是当时重要的鉴别手段，由此可见汤临泽造假功底之深。
葛昌楹一见之下大为倾心，花费巨资购入了汤安的“家传之宝”，什么苏轼米芾黄庭坚赵孟无所不有，葛昌楹还把这批印章带到了上海，出版印谱，并请金石泰斗吴昌硕用篆书在扉页题词。
等到事情败露之后，葛昌楹还为此大病了一场，吴昌硕拍案大骂：“汤安这小子居然都骗到我头上了！”
不仅仅是葛昌楹，另一位收藏家龚心钊也被骗得不轻，他所辑录的《瞻麓斋古印谱》中，有女道士鱼玄机三字白文印及文天祥牙章，其实也是汤安伪造，以两百块大洋的价格卖出的。
当时的书画大家、鉴定家吴湖帆也对他造假的功夫感到不可思议，汤安曾登门拜访吴湖帆，明说要借一把陈鸣远的紫砂壶仿制。
过了四个月，汤安还回了旧壶，也带来了自己的仿制作品。
吴湖帆一看便瞧出了几处破绽，因此也不以为意。
哪知几天后汤安再次登门，变戏法似的又拿出一把紫砂茶壶，请求与吴湖帆的珍藏进行对比，看看哪里仿制得不好。结果两把茶壶竟然分厘毫丝不差。吴湖帆给了汤临泽八字评语：作伪至此，叹为观止。
后来，解放以后，汤安被聘为魔都文史馆馆员，一次，魔都举办了珍品紫砂壶展览会，共展示12把搜集而来的紫砂壶珍品。
主办方邀请汤安去参观品评，汤安直言：这其中有8把壶都是我仿制的，这让主持该活动的文物鉴定大家徐森玉吃惊不已。
造假到这个程度，可以说是“艺术”了。
黄苗子评论张大千的话，套用在汤安身上也同样适用，“从华夏文人雅士的角度来说，伪造古画得钱，似乎是不值得称道的品德行为，但是，一位不世出的天才，在复杂的近代社会中，为了艺术的追求，拐着弯走这样崎岖的世路，我想这是可悲悯而不可以随意谴责的。
一件艺术品，首先要看它的艺术造诣和艺术效果，伪造一幅石涛而直逼石涛，我看这种伪造就可以不朽。”
所以说，仿画并不算太大的罪过，你要是真能仿成艺术，同样能被人尊敬，只不过潘福生这人太不地道，为人所不齿，这才招致林剑他们的敌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