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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老大继续在讲：第二回啊，我们姑家老表捎信儿叫我们去他们黄楝树岗打，说他们那儿兔子厚得很。我们来到黄楝树岗村外的时候，看见一座桥，桥上有一只兔子，他们举枪要打，我说：打不得，你们看，他是文王的儿子，两个爪爪举着，头一点一点的，在朝太阳，朝完了要回西岐去呢。
数米和金奴不信那只兔子是文王的儿子变的，偏要打，一打，惹事了。硝烟散去，我们瞪六百只眼睛也找不到兔子了，只看见两只雌鸡在桥面上扑跳，很快就静止了。我瞅瞅那桥面，纯是用古碑铺的，其中有一块刻着头大的字——文王庙。我说：咋样？惹着鬼了吧。文王的儿子文王吃，你们也想吃，那就吃亏吧！
正说着，从村里跑出来许多妇女，其中有个较鲜亮的不说先哭，我们猜,鸡肯定是她家的。她说她的鸡是宝鸡，如何地宝呢？我们就看她连哭鼻子带抹眼泪，抱着死鸡像是抱着夭折的孩子，哭诉了一番。她说鸡是她和她丈夫爱情的结晶——她丈夫在陕西宝鸡当军官，给她写信说的明白：星期天专程上岐山，辛辛苦苦掏到了两个野鸡蛋，千万里邮回来，让她无论如何要把它俩孵成小鸡；为了让丈夫探亲时表扬她，她真舍身下本，把俩蛋暖在衣服里孵出了小鸡，这形势上不就是她的孩子吗，现在都长这么大了，却命丧三个恶人枪下，叫她可怎么活？
那女人说着说着就哭昏在地，众人七手八脚把她抬到赤脚医生那儿才抢救过来，后经老表好说歹说，我们三个赔了她六只鸡才算说和。
第三回是晚上，我们打累了，坐在鬼光谷谷底吸烟歇歇，突然看见坟堆里冒出来一个鬼火，并且一明一灭地向我们逼近。数米说是兔子眼睛发出的光。我晕晕乎乎中了邪，向来迟疑，这回却出奇地果断，站起来“嘣”就给了它一枪，手被震得失去了知觉，俩胳膊做了个“广播操”。再看我的爱枪，成了两半截：枪管是枪管，在左边地上；枪托是枪托，在右边地上。撞针、弹簧等小部件都不见影儿了。右袖子烧了个大洞，肉崩烂了一大块。得亏我没上眼，只是伸胳膊随便擩了一枪。要是上了眼（即枪托紧贴腮帮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瞄准），枪零件都能被炸飞，脑瓜子岂不要被炸开花。我们跑到坟堆里一瞅，见一个黑衣鬼爬在墓碑下挣扎，嘴里呜哩哇啦地骂娘，吓得我也顾不得疼了，跟着他俩就跑了。
书中带言，世界上有没有鬼？应该说是肯定的。老年人一般是不说假话的，但偏偏有一样，就是在关于鬼神之事上，有些老年人最喜欢说假话。生活中，常常看见有些老年人在公众场合讲述见鬼的经历，其表情严肃认真、正二八板，把过程描述得绘声绘色、神乎其神。这种场景不在少数，应该说是普遍现象。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普遍现象呢？直到如今还没有哪个科学工作者研究出来。
俗话说“戏不够，神仙凑”，也许那些老年人觉得自己的人生大戏不够了，拿鬼神来凑些精彩吧。纯属一家之言！
老年人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跨越两世纪。他们极具社会价值，我们随处可见，他们中的许多人是非常刚直的，社会信用也是极好的，德性操守还在他们身上闪烁着光辉。可以说，他们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殊人物，他们身上的高尚品质影响和照耀了几代人，在促使世风向上、向善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是“活宝”，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活化石，极具宝贵的历史价值，他们肚里的经历就是历史，但他们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他们的故去，将是人类精神文化宝库的巨大损失。
人无完人，他们那一代人并不是十全十美，也有缺点，最明显的一个缺点就是表现在编造和传播鬼神故事上。真佩服他们的勇气和老道，因为他们在表演鬼神传说时常常是理直气壮、底气十足、一点也不心虚，仿佛那神话已是他们翻烂背熟的大本头，与之共存共荣了一辈子，好似“翻案”才是说假话，改口反而是晚节不保，就像眼镜、假牙、假肢之类，跟人时间长了，人已经错觉它就是与生俱来的器官了。
老葛总结他的话题。他说：吃哪家饭都不容易。头三脚难踢，好不容易摸上路，练到闭眼熟，总结了一肚子经验，又该收手呐。熟手收手难，但难也得收。人就应该知个饥饱，有个始终，想在一个行当吃一辈子是不可能的。吃的时间长了必然会自食恶果的，那恶果就是打雁的让雁鵮了眼，常在河边走难免打湿鞋。养由基以善射成名也因射亡身，关公因割人头始，也因头被割终，所以说，经过这三回事儿，我是死活不打呐！
[=《黑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