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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换指挥宫——我接管第8集团军——重新鼓起斗志——再次转入进攻
每一个军人到时候都会懂得，打仗是件需要由个人作出决断的事情。你进行学习，进行
各种训练，都是为了有朝一日会突然肩负这样的重任，就是由你一个人来决定究竟是原地坚
持，后撤，还是发起一场置几千名士兵于突然死亡威胁之下的进攻。
让我直接参加朝鲜战争一事来得非常突然。一天，正当我在一位朋友家里呻着威士忌，
聊着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朋友告诉我，柯林斯将军(当时任陆军参谋长)有电话找我。柯林
斯将军传来的消息把我那天晚上的兴致打消无遗。消息的内容是沃克将军在一次吉普车车祸
中遇难身亡。根据麦克阿瑟将军早就拟定好的名单顺序(我事先并不知道)，应该由我来接替
沃克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
由于往东方去的旅途花了一天的时间，我在近午夜时分在东京羽田机场着陆时已经是十
二月二十五日。我把第二天同麦克阿瑟会见时所需要的笔记匆匆归拢到一起便上床就寝。这
时，我才感到，在国内的整个工作总算告一段落，才感到自已已经准备就绪，就等着对付黑
洞洞的对马海峡那一边可能等待着我的一切了。
翌日上午九时半，我在“第一大厦”的总司令办公室会见了麦克阿瑟将军。在座的只有
道尔-希凯，在“突出部战役”的初期，他曾经英勇地指挥过我那个军的第3装甲师“希凯
特遣部队”。希凯热情地参加会见使我感到高兴，但是，我的全部注意力却集中在戏剧性的
人物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身上。不用说，我从担任西点军校的教官起就认识麦克阿瑟。但
是，我仍旧象每一个同他打过交道的人一样，再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他那强烈的个性。能够
同他一起坐下来商量问题，这种事是很少有人能够碰得上的。麦克阿瑟还是位了不起的演
员，具有演员演戏的天资——在语气上和姿态上都可以这样说。可是，他的解说和分析是那
样地明确、深刻，所以，抓住听众的是他的思想、见解，而不是他的仪表、风度。
我的记录证明，那天上午的谈话详细、具体，坦率而明白，涉及的问题也很广泛。在我
到达此地的数星期之前，麦克阿瑟曾通知过陆军部，他当时的计划是“依托多道阵地向釜山
地区撤退”。但是，同我见面之后，他却立即指示，“依托你们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坚守住的
最前方的阵地”，尽可能靠前地坚持下去。我必须尽量长久地坚守汉城，这主要是出诸心理
上和政治上的原因；但是，如果该城变成了避难所，则再无坚守之必要。坚守汉城、抗击敌
人一次全面进攻的可能性当时已不复存在，可是我那时并不知道。
麦克阿瑟对我说，美军的补给工作组织得不好——我不久就亲眼看到了这种情况。他还
说，部队对预防严寒的气候不够重视。值得注意的是，麦克阿瑟在这次会见中竭力贬低战术
空军的支援作用。他直言不讳地说，战术空军不能孤立战场，无法阻止敌人源源不断地输送
部队和补给品。我以为，这大概是某些现役军官以及他们的文职上司们仍须记住的教训。
在这次会见中，麦克阿瑟最担心的好象是这样的情况，即我们当时在战场上处于一种他
所说的“无所事事”的状况，而企图通过外交途径来寻求出路。他说，“军事上的胜利可以
加强我们在外交上的地位”。
他指出，共产党中国南部的大门敞开着，在福摩萨的部队如果发起进攻，会大大减轻我
们在朝鲜的部队的压力。
他告诉我，他曾经建议发动这样一场进攻，但是华盛顿未予同意。不过，在谈及此事
时，他根本没有说过批评华盛顿的话语，也没有流露出丝毫批评的味道。在他来说，那不过
是上级的决定，而他作为一个军人服从了这项决定。
他特别告诫我不要小看了中国人。他提醒我说：“他们是很危险的敌人。沃克曾报告，
中国军队常常避开大路，利用山岭、丘陵作为接近路。他们总是插入我纵深发起攻击。其步
兵手中的武器运用得比我们充分。敌军惯于在夜间运动和作战。中国的整个军事机器都投入
了这场战争”。
麦克阿瑟在谈到自己的目标时说，他最大的希望是“使敌人遭到越来越严重的失败，从
而保住南朝鲜并使其得到巩固”。
最后，麦克阿瑟对我说，“你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要自己做出判断。我一定支持你的
工作。我对你是完全放心的。
接着，轮到我来提一些问题了。但是，我准备的问题麦克阿瑟大部分都已经谈到，只剩
下几个问题还需要问一下。如果发生苏联参战这种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麦克阿瑟会命令第
8集团军采取何种行动？他说，那样，他将把第8集团军撤到日本，即使这样做需要花费好
几个月的时间。
我接着又问，他是否认为，万一敌人继续南进，南朝鲜人有背叛的危险。他说，在那样
的情况下，显然存在着这种危险，不过，现在还谈不上这种危险。我建议，如果再采取任何
重大的后撤行动，我们应当努力打消南朝鲜人的疑虑，使他们相信，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帮助
他们。麦克阿瑟表示同意我的建议。最后，我只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发觉战局于我
有利，你是否反对我发起进攻？”他的如下回答使我深受鼓舞，十分满意：“第8集团军是
属于你的，马特。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于吧。”
现在所要做的事情只剩下同有关的人员坐在一起，由他们交待我面临的任务的细节情
况，并且回答我需要了解的、有关整个部队状况的主要问题。多伊尔-希凯把总部各
参谋部门的主管人员召集在一起，在一张桌子旁边等着我。
在座的还有驻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伊中将和驻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技特迈
耶中将。不到中午，我头脑里就装满了我所能提出的各种问题的答复和他们认为我所需要的
全部情报资料。中午十二时，我已经动身前往羽田机场，准备乘飞机到朝鲜去。那天下午四
时，我走下了飞机，踏上了大丘的停机坪，在冬季的灿烂阳光下微微有些打颤。
我向前来迎接我的我多年的同事和朋友第8集团军参谋长利文-艾伦少将打招呼问好。
在离开东京以前，我拟就了两份电报，那是发给第8集团军的。第一份在东京就发出
了，内容仅限于表达我对沃克将军的景仰之情，对于他的死我深感痛惜。第二份电报打算一
到达朝鲜就发出去，仅限于通知我即刻便要担负起指挥的责任。
到达朝鲜的当天，有好几项重要的任务需要完成，有不少琐碎的事务需要考虑，此外，
还有一些电报需要发出。
在此之后，我决定亲自视察一下部队，以弄清究竟需要多久我们才能尽快恢复进攻态
势。但是，在视察部队之前，我就得设法使我们的南朝鲜陆军盟友相信，我们是不会突然撤
离朝鲜而让他们去单独对付共产党的、。
我必须立即对莫西奥大使和李承晚总统进行礼节性的拜访，以借机同他们磋商后撤行动
所带来的问题。莫西奥大使也一直在为我们新近采取的后撤行动对南朝鲜官方产生的影响而
感到十分担忧。因此，在我拜访李承晚时，我最关心的是设法使这位坚定的斗士相信，我到
朝鲜来不是为了带领第8集团军撤回日本。他很冷淡地同我打了招呼，但我立刻伸出手去
说：“见到您很高兴，总统先生，很高兴能到朝鲜这个地方来，我是要长期留下来的。”我
说这些话完全发自内心，因为，我没有时间去考虑那些客套话。
这位老先生似乎一直在期待着的就是我的这么一句话。他的脸上顿时露出了象“东方
的”太阳一样温暖的笑容。他的眼睛湿润了，他用双手握住了我伸出的手。接着，他领着我
去见他可爱的妻子。我一边同他们亲热地喝着茶，一边竭力使李承晚相信，我们决不撤离朝
鲜半岛，而且，一旦集结好部队，述要转入反攻。
早些时候，我曾与美国陆军的两位军长弗兰克-米尔本将军和约翰-库尔特将军
以及第8集团军副参谋长威廉-科利尔上校一起进行过一次讨论。在这次会上，我所关心的
问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提高第8集团军的战斗力。
因为，我决心一旦实力允许便立即恢复攻势。我们讨论了反坦克地雷与防步兵地雷的使
用问题；充分运用探照灯实施战场照明的问题；改善军与军之间尤其是第9军与其右翼的南
朝鲜第3军之间的横向通信联络问题；可供使用的架桥器材问题；以及坚守汉江以北由两个
师占领的桥头堡的问题。我说，我希望美国这两个军之间能尽量做到协调一致地拟制计划和
采取行动。
但是，第8集团军在恢复进攻态势之前，首先需要恢复斗志，恢复自尊心，要信任自己
的领导，要树立完成任务的信心。这些情况靠第二手资料是无法掌握的。因此，我决计立即
到前线巡视一下，同前进指挥所里的野战指挥官见见面，聊一聊，凭着自己的眼睛和感觉估
计一下第8集团军的斗志。斗志不象某些事情，很难用语言来向你描述或阐述。不过，一个
有经验的指挥官却可以凭着自己的各种感官，透过前线士兵的姿势、举止、言谈乃至一举一
动感觉到它的存在。
在同莫西奥大使(通过接触，他的勇气和才干使我深感钦佩)一起仔细研究作战形势时，
我发觉，我们的右翼很危险地暴露在敌人突击的威胁之下，敌人可以穿过原州向南突击，尔
后转向西南方向，切断我通往釜山的“主要补给线”和铁路线。我知道，美第2师在清川江
一带遭到重创之后尚未恢复元气。但是，形势十分紧迫，我不得不命令该师立即开往原州，
封锁通向我右后方的接近路(后来的情况证明，我们只是比敌人稍稍抢先了一步，及时阻止
了敌人的突进)。然而，除此而外，在后来的好几天中，我还忙于调查第8集团军进攻的准
备情况。
我借助一架轻型飞机、一架直升机和一辆吉普车会见了美第l军、英第29旅、美第25
师、美第27步兵团以及南朝鲜第l师的指挥官。不出两天，我便会见了各军军长和除南朝
鲜首都师之外的各师师长(首都师当时远在平静的东海岸地区)，并且直接了解到他们对发动
一次大规模进攻的看法。他们认为，我军此时无论实施何种进攻都会归于失败，而且，可能
要付出重大的代价。我也发觉，部队在思想上、精神上可以说根本没有做好准备，无法实施
我一直计划采取的那种进攻行动。他们依然具有很大的勇气，随时准备接受我交给他们的一
切任务。但是，部队过于瞻前顾后，这里看不到一支信心十足、决心取胜的军队所表现出来
的那种特有的热情、活力和朝气。在乘坐吉普车巡视前方地域时遇到的第一名宪兵的那副样
子，使我深感这支部队与我以往所了解的在欧洲作战的部队大相径庭。这个宪兵的姿态、举
止都很正常，无论怎么说都很正常，但是在精神面貌上却有些反常。那种敬礼时特有的麻利
劲，那种机敏、泼辣的言谈举止，那种咧嘴而笑时很自信的表情，这一切都不见了。我始终
认为，这种精神面貌一直是经受战火锻炼的美国士兵所特有的标志。
我沿途遇到了一些士兵，与他们进行了交谈，听取了他们的不满意见。从他们的身上我
也深源感到，这是一支张皇失措的军队，对自己、对领导都丧失了信心，不清楚自已究竟在
那里干什么，老是盼望着能早日乘船回国。要想使这支军队恢复斗志显然有许多工作要做。
有些工作我是可以立即着手进行的。我听着他们抱怨(他们发牢骚时没有情绪高昂的得胜之
师所惯用的那种忿激的腔调，而是带有一种不满的、犹豫不定的语调)：食品供应经常不
足，有时不能按时送达而且不热；往家里写信没有信笺；服装不适合这里的气候条件。这些
问题我可以立即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我让直升机送来了信笺；命令将厨房挪到部队附近，以
便大量供应热餐。而且，还要求提高口粮的标准和质量。
(当地食品严禁部队食用，因为，有许多食品很容易使那些还不适应当地饮食的人罹患
肠胃玻)我亲眼看到许多部队没有手套，他们的双手在十二月凛例的寒风中冻得通红、皲
裂。我从切身的体会中知道，遗忘一只手套或者射击时将手套扔在一旁再也找不到的事情是
很容易发生的。在欧洲作战时，我有一个习惯，到部队巡视总是在吉普车中额外捎带一些手
套，以便送给路上遇到的、缺少手套的人员。
于是，我立即采取措施，发放了足够数量的手套，以保护作战人员的双手。
我视察过的每一个指挥所都给我以同样的感觉，即丧失了信心和斗志（应当指出，编有
三个师［第３师、第７师和第１陆战师］的第10军当时还示纳入第8集团军的编成）。军
士以上的指挥人员都好象很冷淡，不愿回答我的问题，即使想从他们口中听到一些牢骚意见
也不容易。他们闷闷不乐地提供着情况，在他们身上看不到情绪高昂的部队所具有的那股机
敏劲。他们的精神面貌不禁使我联想到了一个英军中尉。那个中尉认出我吉普车上的军阶标
志后，从一座小山丘上一溜小跑地下来欢迎我。
他很精神地敬了礼，报告了自己的姓名、军衔和所属部队。
听说英国旅只有为数甚少的一点人马防守着前线的一个宽大的地段，而且，几乎每隔一
小时中国军队就要发动一次进攻，于是，我便问他对这种形势是怎么看的。
“非常好，先生”。他立即回答，接着又令人愉快地笑着补充说，“不过，我们这儿就
是有点太通风了。”“通风”一词便是他对形势的概括，因为，战线上有许多宽大的间隙地
完全可以让一支军队成连横队通过。
然而，我不能责备我们的部队，他们表现出那样的精神状态是有其原因的。他们在兵力
极其不足、武器严重缺乏、服装和食品不够的情况下被派到了这个不幸的国家，分散地配置
在一个过于宽大的地域内，无法构成有效的战线。这些都不是他们的过错。他们想知道为什
么来到朝鲜，打算让他们干些什么，这也是无可指责的。如果说我们国家进行过的战争中有
一场可以称得上不为人所理会的战争，那末朝鲜战争便是这样的战争。人们似乎忘记了军队
的首要目标——随时准备有效地作战。由于削减军费，我们的武装部队落到了无法有效作战
的地步。可是，我们却让他们用陈旧过时的武器去对材敌人现代化的装甲部，让他们穿着在
美国只适合秋季作战的服装到近似北极气候条件的天地里去作战。
我多次发觉部队缺乏领导的现象很严重，并为此而大声疾呼过。部队不愿放弃某些物质
享受，害怕离开为数不多的公路，不愿在没有无线电和电话联络的条件下实施运动，此外，
在同敌人(我们的部队不久便在火力上压倒了敌人，并在空域和周围海域占了上风)作战时头
脑过于简单。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士兵们的过错，而应归咎于政府当局的最高决策人物。我在
指出这些问题时恐怕有许多话讲得不很客气。
我实际上是想告诉野战指挥官们，他们的步兵老祖宗倘若真能看到这支军队目前的状况
是会气得在坟墓里打滚的。这支军队是这样地依赖公路，不重视夺占沿途的高地，不熟悉地
形和难得利用地形，不愿意抛开使部队伤亡惨重的汽车而代之以步行，不愿意深入山地、丛
林到敌人的驻地去作战。谈到通信联络，我要指挥官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恢复祖辈的一些老
办法——在无法进行无线电通信和有线通信时，就利用传令兵来送信；在别无他法的情况
下，也可采用烟幕信号这种联络手段。
我十分清楚，我们的部队兵力过于单薄，无法横贯整个半岛建立一条稳固的战线。可
是，我却不明白，这些部队为什么相互间不进行支援，如师与师之间，军与军之间。
我们装备的榴弹炮射程达数英里之远，所以，在许多情况下，各部队都可以向友邻部队
提供相当大的支援，尤其是翼侧部队之间完全可以连成一气，以便在必要情况下相互提供一
定的炮火支援。
不错，敌人通常在夜间轻装行军，而且比我们熟悉地形情况。他们习惯于这里的气候条
件和清苦生活，可以自己解决口粮问题。他们利用在这里所能获得的一切运输手段如中车、
骡马甚至骆驼等运送所需要的武器和补给品。
这些运输手段不少是中国人从国内带来的。他们也利用当地劳工肩扛背驮地运送武器和
补给品，甚至有时部队自己也背负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变得对公路这样地依赖完全是由于
我们自己不愿意放弃舒适的条件，而不是其他什么原因。我提醒野战指挥官，我们可以进山
搜寻敌人并将其箝制在阵地上。我一再向他们提起陆军的这样一句古老的口号：“找到他
们！咬住他们！打击他们！消灭他们！”
在我放弃了立即转入进攻的打算之后，当务之急便成了做好准备，以对付中国几乎肯定
要在元旦发起的攻势。
我们原以为这次攻势会在圣诞节发起，结果至今尚未开始。
中国军队在人数上超过了我们。但是，我们的装甲部队现在比他们强多了，而且不用
说，我们还握有制空权。我们防兵力不足，无法阻止敌人的夜间进攻。但是，我们采取如下
办法曾获得一次很好的机会，给敌人以严厉的惩罚。这个办法是，在夜间收缩部队，让部队
与部队之间紧紧衔接在一起，到昼间，则以步坦协同的分队发起强有力的反冲击。因此，我
极力要求我们的指挥官占领一系列有利的高地，而且，为诱使敌人在夜间实施突破还要适当
配置部队。
这样，我们便能依靠优势的炮火支援和空中火力支援在昼间将敌人消灭。
我很清楚，我们将被迫放弃一些阵地。但是，我希望部队能在周密地勘察并精心构筑后
方阵地之后有秩序地按照调整线实施后撤。在这个问题上，李总统派给我的当地劳工大队帮
了大忙，他们构筑了供我们后撤时占领的阵地。
我还知道，为了使部队恢复斗志，必须让部队明白指挥人员对他们的安全是关心的，不
会用他们的生命做无谓的冒险，也不会丢下被敌人切断的部队不管。所以，我极力向军长、
师长说明：不允许丢下任何部队让敌人压垮和消灭；要奋力解救被切断的部队，除非主要指
挥官本人通过分析认为，解救这些部队会损失同样多的部队甚至更多的部队。
下面不妨举一个例子说明我们所采取的做法。我听说，某军长在给一位师长的指示中命
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扼守某个阵地。于是，我命令马上把这段话勾销。只有集团军司令本
人才可以向一支大部队下达这样的命令。我对他们说，除非我亲自勘察了地形，观察了现场
的情况，并确定有这样做的必要，否则，我决不下达死守阵地的命令。
军长和师长们对于我的有关配置强大的兵力以便在昼间实施反冲击的指示还是遵照执行
的，但是，我发觉他们助措施不够有力。结果，我们失掉了许多重创敌军的好机会。我知
道，我必须竭尽全力，确保不再发生此类事情。
下面的士兵肯定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失败情绪，但是，总部乃至华盛顿认为我们有可能
被迫全部撤离朝鲜半岛的这种带失败情绪的看法多少会传到下边。十二月底，参谋长联席会
议将如下看法通知麦克阿瑟：中共部队现在十分强大，如果他们全力以赴，完全可以迫使联
合国军撤出朝鲜。
在中国的新年攻势取得胜利之后，麦克阿瑟同意：如果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改变其决定
(不向我们提供大规模增援；不封锁中国海岸；不空袭中国大陆；不许轰炸满洲的基地；不
放国民党军队“出笼”)，则在没有极其重大的政治原因的情况下，“我们的部队应以作战
情况允许的速度尽快撤离朝鲜”。
我从不认为敌人能把我们赶出朝鲜，也不同意从朝鲜撤退。当然，我是随时准备遵照上
面的命令将这支军队带到任何地方去的——返回日本或者再次越过“三八”线。但是，我认
为，不管什么决定，都应尽量提前作出。这样，如果下达撤退的命令，我便能做好充分的准
备，秩序井然地撤退，将部队顺利地由港口运走。我非常清楚，如果突然决定实施预先毫无
计划的撤退会造成怎样的后果：没有时间搜集足够的船只尽快将部队顺利转移出去；无法预
先周密地部署防御圈；无法按照轻重缓急的顺序合理安排撤退行动。如果做出了撤退的决定
并过早地泄露出去，甚至仅仅出现有关这种决定的谣言，这会对南朝鲜政府产生怎样的影
响，我也是清楚的。因此，我强烈要求，如果做出撤退决定，一定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
严防走漏风声。
此外，还有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即如何来安置南朝鲜的军队、地方官员以及战俘。我
们决不可将数量上处于劣势而且武器装备又很差的南朝鲜士兵(在以往的艰苦岁月中，他们
一直很英勇地与我们并肩战斗)、李总统及其政府弃置不顾，丢给虎视耽既的敌人。我们只
能坚决履行我们的义务，保障这些人员以及政府和民间机构中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全体人员的
安全，除此而外，没有其他办法。我当时估计，这一类人员的总数接近一百二十万，并且就
此向上面作了汇报。
战俘问题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如果我们真要撤退，如何处置这些战俘，我还没有现成的
办法。但是，我认为，我现在就得将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而且，还必须强调一下问题
的复杂性，因为，为了看管这些战俘，我们要派出很多的部队，并且要为战俘拨出大量的食
品和物资。
这个问题以后究竟会棘手到何种程度，我那时当然是没有预料到的。
关于在何种情况下撤出朝鲜的问题很快就定了下来。
杜鲁门总统以其一贯具有的洞察力做出决定：只有迫于军事上的需要，美军才撤离朝鲜
半岛。他授权麦克阿瑟，在他认为迫不得已时，可以自行将部队撤出朝鲜，以便确保部队的
安全，或者完成其保卫日本的根本使命。
可是，我们仍须做好实施远距离后退的准备，我们甚至有可能被迫退回釜山。关于敌人
的实力情况，我们此时了解得仍然不够。敌人每天都在广播上吹嘘，决心要把我们赶人大
海。这一回，我不想组织临时性的防御圈，也不想组织间隙很多的防御。所以，我指定加里
森-戴维森准将(后晋升为中将和西点军校的负责人，在获得将军军衔之前曾是工兵军官)在
遥远的南面设置一道防线，以保卫釜山港地区。于是，戴维森动用了成千上万的朝鲜劳工，
开始规划一个纵深很大的防御地域，构筑大部分堑壕体系，选择炮兵阵地，甚至还设置铁丝
网。我乘坐飞机由低空沿着选定的防线走向飞过，感到很满意。因为，万一我们真的被迫占
领这一防御地域，我们将可以在这里牢固地坚守下去。在我第一次检查该地区工作情况的几
周之后，我再次乘飞机飞越“戴维森防线”，这项工作的进展速度和效率绘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我们从未占领过这些位于我们后方大约二百英里处的防御工事，也没有检验过这些工
事的牢固程度。但是，不能说这项工作没有起到丝毫作用。附近贫困的农夫几乎把全部的沙
袋都偷了去，为自己垒墙、垫堤，并且“解放”了大部分铁丝网，对于他们，这些铁丝网就
象市场上任何畅销的商品一样，是很宝贵的东西。
在中国军队的进攻迫使我们撤过汉江之后，前面提到的大部分问题才引起我的重视。在
我担任第8集团军指挥职务的最初日子里，我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敌人即将发起的这次
攻势上。不出所料，在进行大规模炮火准备之后，敌人中除夕这天伴随着刺耳的中国军号
声、用不堪入耳的蹩脚英语尖声威胁着发起了进攻。这一通宵送交给我的报告清楚地表明，
敌人的这次进攻动用了很大的兵力，我们大概无法抵御。好在我们的后方阵地已经设置就
绪，所以，我此时还抱有这样的希望，就是通过实施强大的反突击给敌人以严厉的惩罚。
元旦上午，我驱车由北面出了汉城，结果见到了一幅令人沮丧的景象。朝鲜士兵乘着一
辆辆卡车，正川流不息地向南涌去，他们没有秩序，没有武器，没有领导，完全是在全面败
退。有些士兵是依靠步行或者乘着各种征用的车辆逃到这里来的。他们只有一个念头——逃
得离中国军队愈远愈好。他们扔掉了自己的步枪和手枪，丢弃了所有的火炮、追击炮、机枪
以及数人操作武器。
我知道，要想制止这些我连话都听不懂的吓破了胆的士兵大规模愦逃，那是枉费心机。
但是，我还是得试一下。
于是，我跳下吉普，站到路当中，高举手臂，示意一辆迎面开来的卡车停下。另一头的
几辆卡车没有减速便从我身边绕了过去。但是，不久，我还是拦住了一支载着南朝鲜军官的
卡车队。头一辆卡车上的军官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不服从我的示意。不久，整个车队又开动
了。现在，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深远的后方设立许多哨卡，由我们自己的宪兵在军官带领
下在那里值勤，以恢复对部队的控制。这种办法果然发挥了作用。混乱不堪的队伍重新编成
了许多分队，装备了武器，补充了口粮，并且在各自的指挥宫带领下派往新的防御地段。此
后，这些人大都象训练有素、指挥得当的大多数勇敢士兵一样，仗打得很好。（战争爆发的
最初几天，南朝鲜部队被敌人的坦克吓跑了，但我丝毫也不责怪这些未经考验的部队。很少
有什么东西乍看上去能比敌人坦克更吓人的了。坦克的炮口冒着硝烟，似乎正对着你的脑
袋。它轰轰隆隆地越过了一切障碍想要追上你，把你消灭掉。我甚至还见到过美军部队在坦
克轰鸣着向他们迫近时吓得丢掉步枪、逃进树林的情景——这还是在己方领土上举行演习时
发生的事情，而且，坦克使用的只是些空包弹。)美第19步兵团的一个营在其友邻的南朝鲜
部队崩溃之后，也被卷入了无秩序的退却。那天上午，我在师的伤员后送站找这个营的一些
伤员谈了话，发觉他们情绪十分低落，没有美国士兵在伤势不太严重时通常所表现的那种重
返部队的迫切心情。问题很清楚，要想使部队鼓起所需要的斗志，还有许多工作有待我们去
完成。
总的说来，第8集团军是井然有序地撤退的，几乎带上了全部的武器装备。但是，我们
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
在我们的背后，是无法徒涉的汉江。江面上充塞着大块大块的浮冰，有可能把我们仅有
的两座浮桥冲散，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汉城以北某处江面仍未消退的汹涌潮水波及这里的冰
块，更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有十多万联合国军队和南朝鲜军队连同他们的全部重装备
(包括英国的“百人队长”式坦克和美国的8英寸榴弹饱)拥挤在汉江北岸的一个狭小的桥头
堡内。我们感到压力很大的问题是，有可能很快出现这种情况，即数千名惊慌失措的难民会
冲倒我们的守桥警卫，令人绝望地将桥梁阻塞——而敌炮兵如能利用夜暗掩护，果断地将其
阵地向前推移，便能很快将我渡口置于其射程之内。
在与美军的两位军长、南朝鲜陆军参谋长和美军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团长研究讨论之
后，我们发觉，如果敌军一面对我实施正面进攻，一面对我敞开的东部侧翼(这里的南朝鲜
军队已仓皇逃走)实施深远包围，就会使我全军处中危险的境地。我还找不到充分的根据证
明部队能守住各自的阵地，即使下达死命令他们也未必能坚守得佐。因此，一月三日，我要
求我国驻朝鲜大使通知李总统：我们要再次撤离汉城，由前进阵地实施的撤退行动即将开始。
我还通知我国大使和南朝鲜政府仍留在汉城的部分机构：自下中三时起，桥梁和来往要
道除军队之外一律禁止通行。政府的全部车辆必须于下午三时以前撤离汉城，三点以后，民
间车辆和行人禁止通行。
当然，发布命令是一回事，而要使命令为人所服从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贯彻这道命令只
能成功，不能失败，因此，我同意加强一般性的宪兵交通管制。我对第l骑兵师师长助理、
查尔斯-帕尔默准将(后晋升为将军)很信任，让他亲自在大桥一带全权负责交通管制，以我
的名义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证第8集团军源源不断地通过。如果让数十万胆战心惊的难民
离开通往安全地带的唯一公路和桥梁，他们究竟会作出何种反应，我们是无从预料的。因
此，我特别命令帕尔默准将，要他指示手下的宪兵，如果难民拒绝离开公路，就向他们的头
顶上方鸣枪；如果还不能阻止潮涌般的人群，就要诉诸最后手段，直接向不听招呼的人开枪
射击。
朝鲜人是个温驯的民族，早就学会了适应艰苦的条件。
他们默默地服从了命令，所以，那怕用部队去吓唬他们一下都毫无必要了。
我留在现场，在主桥的北端一直呆到天黑，观看着由徒步士兵、卡车、坦克、自行火炮
以及各种运输工具组成的漫长的队伍缓缓通过。当庞大的8英寸榴弹炮和“百人队长”式坦
克开过来的时候，我的心都提到了喉咙上；浮桥深源地陷入湍急的流水中，我的心一直悬在
那里。我知道，拥有战斗装载的“百人队长”式坦克重量超过了这座桥规定的负载能力。但
是，浮桥还是经佐了坦克的重量，最后一辆沉重的坦克总算顺利地开到了南岸。天完全黑了
下来。我乘坐吉普车过了桥，挤进各色各样的车辆之中，朝着设在永登浦的只打算过一夜的
临时指挥所进发。此时，在我的背后，耐心等待的成群难民象古老传说中的一只苏醒过来的
野兽一样动弹起来。
武器装备完好无损的第8集团军在汉江以南有了实施机动的余地，他们占领了坚固的防
御阵地。集团军所属美军三个军中的两个军(美第10军此时尚在南面集结兵力)和两个南朝
鲜军，依托有利地形扼守着一道防线。不久，第10军便可加入战斗。美第1陆战师和第
2、第3、第7师也将齐装满员地重返前线，随时准备给一切敢于继续推进之敌以严厉的惩罚。
但是，在转入进攻之前，我们还有一些工作要做，还要克服薄弱环节，总结教训，纠正
错误的做法，以及恢复部队的自尊心。设在东京的总部、美国国内的整个军事机构以及设在
日本的后勤支援司令部，现在都在十分紧张地工作，以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的装甲部队和
炮兵逐步得到了加强，我们的部队也开始为训练有素的士兵所充实。
口粮的标准和质量有了提高。战地内科和外科医疗条件达到了第一流水平，成为所有军
队中最好的战地内外科医疗。
经过选拔的优秀军官接替了营、团指挥职务，不久便克服了我们在训练上存在的基本弱
点。
当我接管第8集团军的时候，集团军前进指挥所由于在当时来说很合理的原因而设在最
西侧的一座大城市中；基本指挥所则位于交战地区后方一百五十英里的地方。作为直接指挥
战斗的指挥所是不应当设在大城市的大楼内助，这种地点容易从身体上和思想上把司令部人
员与部队人员隔离开来。上级司令部的军官和工作人员会因此而很难同他们所服务的部队打
成一片。结果，上级机关与部队之间也就无法做到相互尊重与信任；而这种尊重与信任则是
军事上取胜的极其重要的条件。
在被迫撤出汉城以后的头几个星期，我把随同我行动的前进指挥组的人数压缩到最少的
程度。这些人中有我的两位杰出的助手：一位是沃尔特-温顿，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以及后来在加勒比司令部任职期间，我们都曾一道共事；一位是乔-戴尔，他已在我之先到
达朝鲜，我深感幸运。再就是我的一个勤务兵、一个专车司机以及一个无线电吉普车司机兼
报务员。我知道，第l军的米尔本将军对集团军司令始终碍手碍脚地呆在身边是不会感到高
兴和舒服的。但是，我认为，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我的小小的指挥组最好还是同他的前进指
挥所一起宿营。米尔本将军对我们还是宽宏大量的。采用了这种办法，我们便无须再从兵力
本来就十分不足的战斗部队抽调任何人员了，我们可以省去警卫人员和炊事人员，还可以随
时使用军的通信手段和情报网。
在我那天下午看着最后一辆“百人队长”式坦克冒险缓缓开过汉江约六星期之后，我们
已经将电话和其他通信器材全部安装就绪，而且，我还在骊州一座光秃秃的绝壁之上开设了
集团军的前进指挥所。其位置大约在朝鲜半岛西海岸至东海岸之间三分之一的地方，基本上
处于美第9军的后方，介于西部美第l军的前进指挥所与东部美第10军的前进指挥所正中
央，当时，两军处在一条直线上。在我后来指挥第8集团军的日子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
里便是我的家。
我的生活安排得很简单。我们拥有的物品基本上所有的部队都有，只有很少一点东西才
是那些与敌人实际接触的部队才有的。我们有两顶8×12英尺的帐篷，两顶帐篷头尾相连，
形成了两间一套的房子。一顶帐篷里放着我的帆布床和睡袋、一张小桌子、一把折叠椅、一
个洗脸盆以及一只小的汽油取暖炉，我在吉普车上颠簸一天之后，常常靠这只小炉子舒服一
下冻得半僵的手脚。另一顶帐篷里也放着一张小桌子，小桌边上紧靠着两把折叠椅，桌上放
着的胶合板托着一张高质量的作战地域地形图，这是美军工程兵的陆军制图局为我准备的一
个无价之宝。
在一个被战争搞得疮痍满目的国家，集团军前进指挥所设立的地点就其位置来说是再理
想不过了。我们的帐篷曾经架设在光秃秃的汉江堤岸上，下面是快要干涸的河床；在飞机声
和枪炮声沉寂下来之后，只能听到活泼的小动物发出的声响。那里没有城市的车水马龙，附
近也没有村庄向空气中散发腐烂的卷心菜和人粪的浓重怪味。我可以不受干扰地坐在那里，
专心致志地研究地图，审阅报告，同助手们一道全神贯注地研究作战计划，以及努力设法改
善士兵们的处境，提高他们的斗志。在河滩宽大的沙砾凸出部，我们不久便修筑了一个轻型
飞机简易机常后来，工兵又扩建这个机场，以便使我的四引擎B—17型飞机能够在这里着
陆，载着我作较长距离的飞行，如飞往设在大丘的第8集团军基本指挥所(在我指挥第8集
团军的整个阶段，基本指挥所一直设在那里)。
也许，新设立的前进指挥所与周围隔绝的主要好处是，使我有很多时间安安静静地认真
研究地图，集中精力制定第8集团军的作战计划。我长期以来就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一个
头脑清醒的指挥官应能确切地了解他的部队会在何种环境下作战，尤其是那里的地形会造成
何种障碍，或者提供何种有利的条件。因此，我在地图上消磨了不少时间，对于有疑问的地
区还辅之以低空侦察。总之，一直到我感到自己在夜间也能摸清作战地域的道路才肯罢休。
这样，对于我们正在作战的和打算控制的地区内的每条公路、每条大车道、每座山头、每条
溪流，以及每条山脉，我都象熟悉自己家的后院一样了如指掌。所以，在我考虑派部队进入
某一地段时，我便知道步兵是否要背负武器、弹药和口粮攀登二千英尺高的山岭，是否能把
重装备运进去，是否能渡过江河—以及能否找到可供轮式车辆行驶的道路。
我这时才发觉，就所担负的责任而言，在我的一生中哪一次也不能与现在相比。在我参
加欧洲战争的时候，我的部队始终都在上级部队的编成内行动。在诺曼底登陆这个有史以来
规模最大、绝无仅有的军事行动中，我是乔-柯林斯第7军的一个师长，而第7军又是布莱
德雷第l集团军编成内的一支部队。在突出部战役中，我指挥一个军。
可是，这个军也仅仅是考特尼-霍奇斯将军第1集团军编成内数个军中的一个军。霍奇
斯的第1集团军则先后是蒙哥马利元帅的第21集团军群和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的第12集
团军群编成内的一支部队。在这两次战役中，我都拥有在局部范围内机动处置问题的充分权
利；但是，总是有上级指挥官紧紧地靠在我后面支持着我，他拥有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并且
有权利用这些资源来推动我的整个部队的行动。如果我陷入困境，我总是可以求助于上级，
要求立即给予支援。
在朝鲜，我当然也有一位上级——麦克阿瑟将军。他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对我的地面
部队以及太平洋战区的海、空军部队握有全权。但是，如果我当真请求增援，他却拿不出部
队前来支援我。他本人则在七百英里之外的东京。最初，由于要做的事情太多而时间又是这
样地紧迫，我没有时间静下心来考虑自己所面临的形势。只是在紧张地忙碌了好几个星期之
后，我才彻底明白了麦克阿瑟十二月二十六日对我说的那句话，即“第8集团军是属于你
的，马特。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干吧。
我知道，海军将继续控制着我们周围的海上通道。空军、海军航空兵和海军陆战队航空
兵将继续掌握着制空权。
但是，不管天气是好、是坏，是昼间还是夜间，是胜利还是失败，这些地面部队(美
军、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的安全还是要靠我自己来负责。在朝鲜，派不出预备队对我进行
支援；上级亦无法由其他战区抽调兵力。现有的部队便是我的全部家当，再不会得到更多的
部队了。
麦克阿瑟将军赋予我充分的作战指挥权(这个指挥权他一直没有收回)和一个军事指挥官
可望得到的全部权利。
我想，这样重大的责任(也是很宝贵的机会)大概是每个具有献身精神的军人所梦寐以求
的东西。我知道，这种责任给我带来了很高的荣誉，但是，我决不会因此沾沾自喜，以致看
不见这副担子的全部份量。
我给自己规定的第一项任务是恢复部队的斗志。这意昧着，不仅要让部队相信，各级指
挥官是关心每个士兵的安全的，而且还要使他们相信，最高指挥官的决策是正确、合理的。
我还过问了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其中有些事情乍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是，这些事情
如果都能处理好，就会有助于部队团体精神的培养。譬如，我第一次在第8集团军基本指挥
所用膳时，桌上的台布和餐具使我大吃一惊：台布用的是一条床单，盛饭的餐具则是存放食
物的十美分一个的便宜瓦罐。我倒不是为是否要我吃掉这些台布或油布而伤脑筋。但是，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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