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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在无框眼镜后面忽闪忽闪的，有机会在我工资单上多扣一笔钱，她是求之不得呢。

    “我想养老金计划还是不参加了吧，”我说，“多谢您了。”

    “哦，不过，这可是强制性的，”她口气中有些公事公办的味道。

    “强制性的？那就是说我非得参加不可了？”

    “不错，哦，要是大家都不肯出钱的话，有谁还领得到养老金呢，对吗？我把需要的文件都拿来了，你只要在这儿签个字就行。”

    我签了字，等格罗特太太走后，我的心情突然消沉了下来；这桩事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却搅得我心烦意乱。倒不仅仅是因为觉得窝囊，非得接受一些自己既不感兴趣又不曾参与制订的规则（那一点你在学校里早就给调教好了），而是我对签下自己的名宇感到一种迷信的恐惧。如今，我的名字已经签到了那份神秘莫测的文件上，看来它会把我同今后的某种生活强行连到一起，而我对那样的生活至今仍然无法想象。我仿佛看到未来的某个时刻自己的形象，人早已定型，在西摩调研所工作了无数个年头，如今得到了回报。养老金。我又仿佛看到一个冷冷的房间，只好靠插在墙上的电热器取暖。也许我还会像我一个终身未嫁的姨奶奶一样，也得戴上助听器。我会整天自言自语，小孩子会朝我扔雪球。我告诉自己别犯傻，也许在那个时间到来之前世界已经炸飞了。我提醒自己，要是不乐意，我明天就可以离开此地，重新找个工作，不过这些想法并不能使我得到安慰。我想自己的签名会归人到某个档案中，这份档案会被存放在文件柜里，文件柜呢又会给锁到某个储藏室里去。

    十点半钟，我很高兴喝咖啡的时间到了。我明白我其实应该放弃休息，算作是对早上迟到的事作出补偿，但是我需要时间来散散心。

    我们部门有三个人同我年龄相仿，我平时就是同她们一起去喝咖啡。有时恩斯丽对其他搞牙刷测试的同事不耐烦了，也会从她办公室里过来参加到我们当中来。这倒不是说她对我的这几位同事有什么特殊的好感，她把她们三人统称为办公室处女。除了将头发染成金黄色之外，她们彼此之间并不十分相像，打字员艾米枯黄色的头发蓬松地披在肩上；负责公关之类工作的露苗头发染成淡金黄色，梳理得十分优雅；波格太太的助理米丽来自澳大利亚，她留一头短发，被太阳晒成黄铜色。这三个人不止一次地在喝咖啡吃酥皮点心时反复声称自己还是处女——米丽对此持女童子军那种稳重讲求实际的态度（“我想从长远的观点看，还是等到结婚时好，对吗？少惹些麻烦。”），露茜则是担心外界的飞短流长：“别人会议论些什么呢？”），持这种想法的人似乎认为每个卧室里都装着窃听器，外界时刻监听着其中的动静；艾米呢，老是担心自己身体有毛病（这一点办公室里人人都知道），她总说谈起那事她就恶心，也许她的确会如此。她们都热中于旅游：米丽在英国居住过，露茜到纽约去过两次，艾米呢，想去佛罗里达。她们要等旅游够了之后再结婚成家。

    “你们听说了吗，魁北克的通便剂调查项目取消了？”大家刚在饭店里常坐的位置上坐下来，米丽就说。这家饭店很蹩脚，但就在街对面，离我们最近。“这件事工作量本来够大的——到家里进行产品测试，单问卷就有整整三十二面。”米丽的消息总是最灵通的。

    “依我说这真是求之不得呢，”艾米对此嗤之以鼻，“真不明白对那东西怎么会凑得出三十二页的问题的。”她又埋头顾自刮起大拇指上的指甲油来。艾米身上总是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衣服上拖着线头，嘴唇上的唇膏也脱了皮，肩上和背上掉了些金黄色的头发和头皮屑；她每到一处，总要留下零碎的痕迹来。

    我看到恩斯丽走了过来，便向她招了招手。她挤进我们的座位里，同大家打了个招呼，把掉下来的一络头发用发夹别了。几位办公室处女也招呼了她，但并不显得怎么热情。“以前就做过这种调查，”米丽说，她在这公司年份是我们这几个人当中最长的，“倒还管用。因为据研究凡是愿意回答三页以上的问题的人都多少离不开通便剂，我的意思是，那些人是会把问卷答完的。”

    “做过什么调查？”恩斯丽问。

    “我敢打赌，这桌子准没有擦，”露茜说，她故意放大了声音，好让那个女侍者听见，她老是跟那个侍者作对。后者戴了副伍尔沃斯商店里买来的廉价耳环，气鼓鼓地沉着脸，显然不是办公室处女这一类人。

    “魁北克的通便剂调查，”我暗暗告诉恩斯丽。

    女侍者走了过来，她怒气冲冲地擦干净了桌子，问了我们要点的东西。露茜在说到烤酥皮点心时故意挑剔了一番——她毫不通融地指定酥皮饼上不要葡萄干。“上回她给我端来了有葡萄干的，”她告诉我们，“我同她说我最讨厌葡萄干，我从来就不吃那东西，哼。”

    “干吗只是魁北克呢？”恩斯丽问，鼻孔里喷出一口烟，“有什么心理上的原因吧？”恩斯丽在大学里学的是心理。

    “嘿，我也不懂，”米丽说，“大概是那边的人容易便秘吧。他们马铃薯不是吃得多吗？”

    “马铃薯真那么容易让人便秘吗？”艾米问，她身子从桌子对面凑向前来。她把几络头发从额头上往后捋了捋，立刻就扬起了一阵轻雾，一些小小的粉尘从她头上轻轻飘落下来。

    “那不能只怪马铃薯，”恩斯丽说，“那一定是一种集体的过失情结，或许是语言问题负担过重；他们精神上一定极其压抑。”

    其余几个人不满地望着她，看得出来，她们觉得她是在卖弄自己。“今天真是热得要命，”米丽说，“办公室就像个火炉一样。”

    “你们办公室里可有什么新鲜事？”我问恩斯丽，想缓和一下气氛。

    恩斯丽把烟掐灭了。“有啊，我们那边确实有件滑稽事儿，”她说，“有个女人想要害死她丈夫，把他的电动牙刷给短路了，我们办公室里一个小伙子得出庭作证，说明在正常情况下牙刷是不会短路的。他要我当他的特别助理陪他一起去，不过那家伙真令人讨厌。看得出来，他在床上也叫人恶心。”

    我怀疑这故事是恩斯丽胡编出来的，不过她的蓝眼睛睁得滚圆。三位办公室的处女扭动起身子来。恩斯丽有办法随口扯起她遇上的这个那个男人，让她们感到不自在。

    幸而我们要的东西送上来了。“那婊子又给我拿来了葡萄干的，”露茜大声抱怨，用她长长的指甲把葡萄干一个个挑出来，放在盘子边上。她的指甲修得十分漂亮，涂成虹彩的颜色。

    在回办公室的路上，我向米丽说起养老金计划的事。“我不知道那是强制性的，”我说。“我想不通干吗要付钱给他们那个计划，好让格罗特太太那样的老太婆退休后刮我们的皮。”

    “是呀，我当初也想不通，”米丽说，口气并不热情。“慢慢就会好的。哎，我就希望他们把空调给修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