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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汪正球
本卷共收入川瑞康成自岁）起至岁），自初步文坛至取得巨大的文学成就后行将就木共50余年间的掌篇小说20篇、短篇小说23篇，全面反映了作家掌篇小说与短篇小说的创作成就，展现了作家在此一创作领域中孜孜求索、精益求精的文学探索，是一部无论从题材上、主题上还是艺术探讨上均极具代表性的小说选集。
首先，让我们从创作时间即作品问世的角度，结合其题材、艺术特色观察一下这40余篇代表作。
短篇《招魂节一景》发表于1921年，是年川端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他的这一部描述马戏团女演员悲苦生活的小说深得恩师菊池宽赏识，从此作家充满自信地迈上文学之路。《非常》（1924年）是作家失恋后对恋爱失意的绞心般的痛苦的虚构之作，其中不乏对孤儿情怀与人生空幻的感叹；《蓝的海黑的海》（1925年）同为对恋爱失欢、人生失意的苦痛哀怨的过滤器。这些早期作品虽在艺术上尚显嫩稚，但铺陈了他整个创作生涯中的文学基调：悲苦、孤寞、忧郁与感伤。从《蓝的海黑的海》中我们还可窥见川端作为日本新感党派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在文学上进行的初期探索；反映了一位饱具才气的作家早年的浮躁、灵动与突破，是一个青年作家对西方未来派、立体派、表现王义、达达主义、象征派等文学流派受其吸引并加以反思的过程。
1926年，作家根据在伊豆汤岛的行旅游历，写作了《伊豆的舞女》，这是作家在吸收西方文学新的感性的基础上，力求体现日本文学传统的成功尝试，是川端文学中新的里程碑式的力作。这部描写一东京心灵孤寂的学生与伊豆舞女纯洁而淡澹的恋情的作品，带来了他文学上的巨大成功。这部作品在其问世之后，曾十数次被日本电影界改编、上映，由此可见其欢迎程序之深之广。这部成名作，以对伊三清丽的山川风物清澄鲜活的描绘，以对情窦初开的舞女纯真情怀的简淡的勾勒，对孤寂学子忧郁而又充满同情爱心的叙述，构成一幅跟忧愤的现实与心灵相对应的清新、自然、善良的人情风俗画卷；其中洋溢着的隐而欲发的淡淡的恋意，予人以无限的感思与遐想，令人不禁为之一掬感伤之热泪。
《女人杀女人》（1928年）是作者根据他在温泉游历时传说之殉情自杀故事写就的。日本屡见不鲜的殉情故事在作者笔下得到了艺术的再现，其中对日本民间传统工艺陶艺的描述予人以盎然的意趣。
《仲夏的盛装》（1931年）、《针、玻璃和雾》（1930年）和《水晶幻想》（1931年），是作家对西方意识流小说创作的仿学、探索之作，在创作主题上也试图结合弗洛伊德氏的精神分析学说，是日本文坛较早出现的新心理主义作品。《仲夏的盛装》叙述一名临死的贫困男子嘱托朋友省下办丧事的钱为美丽的妻子置办一套送丧的华丽盛装的奇诞故事，表现了男性深层意识中的男性中心意识；《针、玻璃和雾》以一位精神接近失常的女子的狂躁不安的意识流活动表现了“恋父情结”等主题；而《水晶幻想》则通过一名石女透过三面棱镜对研究优生学的丈夫、雄狗与不育的母犬交配等的观照，反映女性潜存的生殖本能。这一打破时空界限，任由意识、幻想飞翔的实验性手法，在其往后的重要作品《雪国》、《山音》、《睡美人》等中一再得以展现，反映了作家对意识流手法的独特的成功的探求。
作品《抒情歌》（1932年）、《慰灵歌》（1932年）则是作家对佛教的轮回转世与万物一如的哲学思想所进行的艺术再现。作者运用心灵交感这一颇具文学色彩的形式，描写了一个深爱中的女子对死去的男子的充满诗意的私语，文中充满了仿佛来自佛国的花语、馨香，带有浓烈醇厚的抒情色彩，其文采之旖丽、情挚之深厚，给人以难得的美感（《抒情歌》）；而《慰灵歌》则通过幽灵再现的故事，展现了女性无比的美感与佛国的清凉，其中蕴含了作者对东方佛学的关切与造诣，体现了佛学中深蕴着的心灵学的神采。
《禽兽》（1933年）是作者较为成功的一部表现虚无色彩的短篇小说。小说通过现实意义与意识流相结合的手法，描写了一位养鸟人身边的禽类相继死去的故事，其中穿插着对卖身的舞姬千花子的回忆，造成一种令人头晕头眩的虚无、惨淡的意境。生之苦痛与死之衰无，反映了作者强烈的悲观虚无的心理，且这一主题在《雪国》、《临终之眼》中得到进一步延展。
《意大利之歌》叙述了二战期间一位日本战争医学博士毁于自己的战争化学武器研究的故事，表现了作者对玩火自焚者的厌恶和对生的礼赞。博士的助手在死亡面前的无助与劫后余生的惊喜、兴奋，互为映衬，尤其是她欢乐得想唱歌的心境，更是对生之依恋、饱赞。从生与死这一意义而言，也许《抒情歌》、《慰灵歌》中不乏对死后的天国与灵魂的彩绘，但《意大利之歌》则是一首地地道道的生命之歌、青春赞歌。
《虹》（1934年）描写的是作家十分熟悉的、热情关切的舞女们的台后生活与恋爱故事。兰子的失意与出国谋生，花子的沿街卖艺，绫子的心愿难道与银子的自杀，等等，这一连串辛酸的故事，展现了传统日本舞走入低潮期时舞女们无着无落、漂泊不定乃至只好走向自杀的悲苦命运，作者对她们的命运饱含同情之心，就像当年对伊豆的舞女充满爱心一样。只是这东京浅草区的背景再也不如伊豆般可亲，舞女们的命运比伊豆的流浪艺人更为悲惨而已。这是舞女的悲哀，是时代的悲哀，也是作家的悲哀与无奈。
《夕阳下的少女》（1936年）同样描写了一个悲剧故事：海边小镇疗养院区内的一对情同手足的姐弟投海自尽了。弟弟的不治之症使看护的姐姐也深感人生的绝望。本是同根生，相依难为生。作者把这一美丽凄恻的悲剧故事放在充满阳光、松荫和渔夫曲的海滨，更加烘托出其深刻的痛苦和对命运的无奈。这一无奈，正是作家所领悟到的对美的幻灭的无奈、人生无常的无奈。
《重逢》（1946年）重新弹唱了上述基调。故事描写一对情人在二战失败后的东京的废墟上相逢的故事。战争之火也焚尽了他们往日的缱绻旧情，重逢已无所谓欢乐与悲伤。且不说青春不再、美貌不再、激情不再，光是面临着生存的考验，面对清散的军人、回乡的难民，哪还有小儿女的私情可言？作品中描述了这样一个细节：她的和服露出鲜艳的绢里和华丽的内衣，她毫不珍摄地把和服下摆拖曳在泥土上，“渐渐远去，艳美得带上几许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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