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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之后的第３天，这天最后的电视新闻节目说，苏联的逆火式轰炸机２０架南下日本海，我听了这个报道之后，尽管已是深夜，仍旧回到书桌前，重新读了华盛顿研究机关的“军备竞赛与核武器研究计划”的负责人W-M-亚钦去年秋季发表的那篇论文。“美国国防部综合评价局，进入１９８４年之后，为了帮助太平洋军司令部，预定向它推荐‘为了掌握高水平的中国、苏联、朝鲜半岛、日本（包括美国在内）复杂的军事形势而作的关于东亚的评价’。这个评价里有‘苏联远东的脆弱性’和‘日本自卫队的改观以及对将来方向的理解’。／这两者有密切的关系。日本需要加强努力的是集中力量于防空和对潜作战，利用苏联远东地理上的不利因素。如果将来美苏对立，从日本海上封锁它的出海口，就是美日两军的主要作战项目。因此，由于苏联继续在亚洲配备战区核武器（执笔此文时的情报说，新SS—２０基地增加了３处，加上以前的，在远东总共配置了２７个发射台），以及给海军广泛配备核巡航导弹，如果发生冲突，发展成为一场核战争的可能性极大。／美国的攻击型潜水舰，已经在苏联一向视为圣域的鄂霍次克海加强了对苏联潜水舰尾行作战活动。另一方面，苏联增加了以其逆火式轰炸机对美国舰艇的追踪，以及对日本领空的入侵，正在提高在日本周围的海军作战速度。必须铭记，冷战开始以来美军进行的最大的两项“热”战，在亚洲已经开始。／……出于各种各样的政治原因，美国不会放下亚洲地上射程远的战区核武器。但是，对于距离遥远，而且以海军为主力的控制区域来说，从海上发射的巡航导弹最合适，所以，现在正加紧配备。因此，对这个地区“平衡”的评价难以想象，从某种意义来说成了过去。”（“海上核战争”，《世界》第四六○期）
我们仅仅从最近的报纸、电视报道所接触的情况来看，就已经确实认定亚钦一年之前展望的亚洲形势毫未改变，然而还必须强制我们把这大规模的可怕的事故因素看成当今的头等好事。
在巨大的恐怖面前，有正气的人应该怎样行动？大概不外乎创造希望的根据，按对抗恐怖的办法行事吧。这就是说，面对笼罩一个时代的恐怖必须建立起与它对抗的希望。把两者的关系当作各具强大力量的事物，就能明确时代精神。我以为，特别是使之显在化，表现一个时代精神的有节日祭祀，有文学，总之，把同时代人所制造的恐怖与希望全都表现出来。
那还是我儿童时代住在位于森林中一个峡谷里的村庄时候的故事，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说我体验了节日祭祀和文学的本质。后来接受了鲁菲普鲁和贝尔塞以及山口昌男指引的新思考方法，才感到这个体验直接地和有意义的血脉联接在一起了。
与其说夏天的节祀，倒不如直接了当地说跳盂兰盆舞更正确，本来是先举行祭祀，从傍晚开始跳盂兰盆舞，这是定不可移的。直到现在我们村乃至日本全国都是用灌的领唱唱片领舞。战败的第二年，战后办的盂兰盆舞是在小学校院子里搭上指挥台，指挥者边打大鼓边唱“民谣”，以农业为本职的演者领舞。本来以扩音机播放的唱片为主流，但唱“民谣”①的演唱者看看站在舞蹈者圈外的那些上年纪的人，发现他们的反应冷淡。
①原文为“口说”，意为即兴演唱。译成“民谣”，因为它的词虽是自编然而用的曲子却全是民谣的旧曲——译注。
然而我这看热闹的孩子却被“民谣”吸引住了。那演唱者从指挥台下来显得心情不痛快，我大概是没有勇气直接问他所唱的内容，便问我的祖母和她身旁的老人们。据说，战前一位小学教员直接采访演唱者们，把唱词用蜡版印成小册子，他借来看了，演唱的就是本子上印的。据说它的名称以其暴动的领头人为名，就叫“蚕福”，它是我们当地的一个无法无天的人领导的一次农民暴动的故事。我听后记下来的几段盂兰盆曲全是那上面的。战败之后不久，在民主主义的改革氛围之中，把暴动过程编成了“蚕福”当作盂兰盆舞的伴歌，我像受到冲击一般，印象极深。
我作为一名作家，一如我过去的工作所示，这番经历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细想起来，我是从这次盂兰盆舞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根是养育了自己的这片土地的民俗与历史，也是第一次碰上以某种形式表现恐怖与希望而反映时代精神中的一时衰退的状态。其次，“蚕福”暴动的“民谣”本子上，尽管记的全是古式的叠句，但它却唤起了我这少年活生生的想象力，的确是以某种形式表现恐怖与希望而反映时代精神，我们当地土生土长的原始文学。如果重读那誊印本小册子，在我脑子里起结晶作用的结果，一定与以前大不相同。不过，“蚕福”暴动的“民谣”以下述骨骼依旧活在我的脑子里。
暴动者对“蚕福”的恐怖，随后是对他的党徒们强迫命令，让他们参加暴动，党徒们对此行动的恐怖。因此造成的艰苦生活之中却充满也许会出现什么好转和变化的希望。如此等等，我觉得仿佛几股绳子搓在一起一般。派人去河的下游市镇，从粮仓扛出大量的白米，碰倒的酒桶，那酒奔流不已，这些描写，简直是祝祭时候的气氛，它使我的心为之震颤不已。结局暴动遭到镇压，“蚕福”及其党徒均被处死。为了请他们的亡灵不危害本村，对于“蚕福”等人之死，以哀叹的调子唱出他们的结局。这纯粹是出于安魂的动机创作了“民谣”，作为集合在一起的众人跳盂盆舞的伴歌，大家自然是同意的。总而言之，它是大家确认越过各种各样危机一直生存下来的本村共同体的希望，尽管作者不详，但是它表现了我们森林中峡谷村庄的文学，而且它是生机勃勃的。
恕我冒昧，对于年轻的作家们，或者今后想当作家的青年们，我一直想说：“在你作为一名作家的生涯中，把我以上所说的“蚕福”暴动的“民谣”具有的意义，这回作为你的课题思考思考。最近以来我常常看到，新进作家们自己既没有战争体验，也没有战后混乱期的体验，既没有参加过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经验，也没有参加过大学的学生运动的经验，一句话，对于社会无任何反应的时代之子，而这种时代之子在发表谈话或者随笔和论文，这实在令人感到奇妙之至。
前面我引用了亚钦的论文中长长的一大段，对于可能是一触即发临战形势下的亚洲海域，特别是日本海、冲绳和本土海港的状况，每天都有报道，如果对于这些报道不屑一顾，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日本和日本人在２０世纪就被推到最危险的局面。我们不能脱离社会现实，我们还不是自甘处于我是无根之草，大发快活汉子那种慨叹的状态。社会状况、时代将我们席卷而去的危险统统向我们袭来，个人无力逃避，如此危机，难道不是今天的现实情况？
新进的年轻作家们，对于新鲜事物的感受以及语言感觉，与过去的作家相比，显示出卓越的水平。他们如果很好地抓住时代，创造出独自的文学，那就明显地超过我们旧时代的文学。同现在的恐怖对抗又怎样生存下去？同这种恐怖相比，能创造出多么大的、多么有保证的希望的根据？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年轻的作家就会自然主动地承担起今天最敏感的时代精神的责任。我相信，他们如此这般创作的文学，也就是以某种形式表现恐怖与希望而反映今天核状况下的时代精神的文学，同时代的日本青年肯定以读者心情而翘首期待。我并不要求青年作家们以今天的核状况和日本人的关系直接地作为主题写小说，在把贝尔塞关于节日祭祀的话移到文学上的定义的基础上，“以某种形式反映”这一部分确实是很重要的。我曾几次提到，我编辑了广岛、长崎受过原子弹轰炸的人写的以原子弹为主题的短篇名文选集《未知的将来》。即使类似这样预先限定主题而征集的短篇，作家们也是确确实实地各自构筑了自己的文学世界，并且斑斓多彩，可以这样说，我反倒从中看出受到鼓舞的文学特性。
我对于年轻的作家们的希望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今天的核状况之下，日本和日本人被逼进穷途末路，以及直接给我们带来的恐怖，千万不要仿佛它实际上并不存在而不予理睬。隐歧岛的近海上，苏联的GⅡ级弹道导弹潜水舰正在冒白烟。这也许就是不仅使日本而是使整个世界的大雪崩之势走向毁灭而扣动扳机的事故。要敢于直面冒白烟的潜水舰照片上表现的恐怖吧！然后以人的自然本色，满怀与之对抗的希望，为此希望而活跃想象力吧！我想对你们说，在这一过程中你们锻炼的时代精神，即使写的小说是以漂浮于东京的消费生活表层的青春为主题的，也是以某种形式反映了时代精神，使你们的文学优于进退维谷中的同时代文学。
确实有可以示之于众的这类文学表现的例子。“冲绳-通过文学反核反战思考之会”出版的《从岛的空间——冲绳-反核反战文学名作选集》中有一篇诗，标题为“回帐篷村——难民收容所时期”。作者牧港笃三是冲绳市的市民，冲绳之战他曾在该地，有此经历，战后在被占领下的冲绳立即把他记录出版的报界人士。他也是把美军政之下冲绳人的心态，以及冲绳人与本土的日本人、美国人之间微妙的阴暗关系，以批判的眼光如实写出来的人。
黎马嫩的巴勒斯坦难民帐篷／那照片是报纸上看到的／仿佛半是辛酸半是高兴／但是飘动的是悲哀气氛／／帐篷之形万国一致／正中竖一根棒，四方打上桩／用绳子固定在现实的砂子上／帐篷村里过日子的人又多又杂／每天纷纷攘攘／／夜间从帐篷里落下星星碎渣／人们的牢骚，仿佛蛴螬鸣叫／这就是民众单位的村庄／月夜使帐篷翻倒／住民弹向空中／／难民一无所有／可算赤贫／但是他们有歌声和哀叹声／不过前途依旧让人担心／／和坐在沙发上，打开取暖器／膝头盖上毛毯的时光大不相同／令人担心呵／帐篷村拥抱着我／传来一股味道／帐篷村露出一张脸向外张望，一张无妆无饰的脸／是个年轻女人的胜／进了帐篷，惟有寂寞的老人脊背／那似乎是人的脊背／早霞升起／帐篷里满是亮光／回去吧，回到帐篷村……
舒缓有致的散文调子——由于那切割式的韵律，表现了冲绳语的声调，和超现实主义心象一起成为诗人的个性——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冲绳在战争结束时的帐篷村，现在的冲绳基地的生活，这三层自然而然地重叠在一起，表现了现实的而且深刻的观照。在冲绳之战巨大的恐怖中活下来的人，既有对前途的担忧、叹息，也有明确的希望，在这里都有清楚的再现，谁都能够理解，这些总体，肯定就是战后立即出现的冲绳的时代精神。以此为主轴，向着现在的黎巴嫩和冲绳的时代精神，而且明确地发出“回去吧，回到帐篷村”的要求救济的呼声……我将要看到，渴望挫败新而巨大的恐怖的呼声呼唤冲绳的时代精神，必将提示给大家。与其说是对年轻的新作家说的，不如说这是对我自己说的更恰当，本土上的日本人的文学，仿佛已经完全离开了这位冲绳诗人的时代精神，而且必须把它看成对我们是致命的缺陷。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这种核状况之下居然能够活了下去，那么，我就有个预感，后世史家可能作出这样的概括：２０世纪末也有文学，但是这种文学并没有以某种形式表现恐怖和希望而反映时代精神。而且这种预感一直威胁着我。因为到那时候，我们的文学将被判定，在渡过这核危机上它是无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