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节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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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名。”

    我真的不想去。我恨不得走出这个地方，永不回来。但此刻，我别无选择。“好吧。”我迟迟疑疑地说。

    他跳了起来。“大门口等我。我去打电话，搞清是哪一家医院。”

    那家医院叫圣彼得慈善医院，是个以外伤病员为主要对象的一个和动物园差不多的地方。这是一家市立医院，病员众多，条件很差，别的暂且不说。

    戴克对这家医院了如指掌。我们开着他那破烂的小面包，歪歪扭扭地在市区穿行。这辆车是他离婚时有幸获得的唯一财产，离婚的原因是他多年酗酒。现在他可是滴酒不沾了，是嗜酒者与前嗜酒者互相戒酒协会的令人自豪的一员。不仅如此，他甚至还戒了烟。但是，他严肃地承认道，他特别爱赌。密西西比州旁边正在迅速出现的那些新开的赌场，真让人为他担心。

    他的前妻和两个孩子还在加利福尼亚。

    我嚼着一只热狗，不到10分钟，就获得了上述全部信息。他一只手开车，一只手拿着热狗向嘴里塞，一会儿抽搐，一会儿摇晃，嘴角上沾着一粒鸡色拉，又说又笑地穿过了半个孟菲斯，那模样我实在目不忍睹。

    戴克有张医生停车证，我们大模大样地在医生专用的停车处停好车。门卫跟他好像很熟，摆摆手让我们进了医院。

    他领我径直走到主楼休息厅的问讯处。休息厅里挤满了人，但不到几秒钟，他就搞清了我们的目标丹-范-兰德尔住的房间号。戴克迈的是内八字步，而且腿还有点跛，但他走向电梯时，我要跟上他却还有点儿难。“别让人看出咱们是律师，”我们和一群护士一起等电梯，他压低嗓门悄悄对我说。

    谁会想到戴克是位律师？我们默默地乘到8楼，随着人流走出电梯。说起来也很不好意思，他这么干已经许多次了。

    尽管他那个大头形状奇特，步子一跛一拐，长得又古里古怪，但我们却没有引起旁人的注意。我们沿着一条拥挤的走廊，快步走到位于两条走廊交叉处的护士办公室。对于886室的位置，戴克了解得非常清楚。我们转向左，从一群护士和技师以及一个正在研究图表的大夫旁边走过。几辆没有铺垫单的轮床靠着一面墙壁。铺着瓷砖的地板已经磨旧，需要擦洗。我们没有敲门，就推开左侧的第5扇门，走进一个半私用的病房。第一张床上躺着一位病人，床单一直拉到下巴。床顶挂着一台小电视，他正在看一部肥皂剧。

    他用恐怖的目光看着我们，好像我们想要从他身上盗取一只肾。我为来到这里而憎恨自己。我们没有任何权利以这种冷酷的方式，闯进来破坏他的清静。

    可是戴克却一步也不会走错。我简直无法相信，我面前这位无耻的江湖骗子，就是不到一小时前鬼鬼祟祟溜进我办公室的那个小人。那时候，他连自己的影子都害怕；可如今，他却是毫无畏惧。

    范-兰德尔大约二十七八岁。脸上裹着绷带，年纪很难准确估计。一只眼睛肿得已几乎张不开，另一只下面有一个伤口。一只胳膊断了，一条腿正在做牵引治疗。

    幸运的是他没有睡着，这样我们就不必把他摇醒或大声喊醒。我站在靠门的床脚边，心里七上八下。但愿上帝保佑，不要让护士或者医生或者家属在这时闯进来，把我们当场逮住。

    戴克俯着身子靠近病人。“你听得见我吗，范-兰德尔先生？”他像牧师一样热情地问。

    范-兰德尔被结结实实地捆在床上，不能动弹。我想，他一定是想坐起来，或者调整一下躺的姿势，但我们把他按住。我可以想象，他此刻是多么震惊。一会儿以前，他可能还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一边忍受着疼痛的折磨，一边木呆呆地望着天花板；而一转眼，他却面对一张生平看见过的最最古怪的面孔。

    他眨巴着眼睛，想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起来。“你是谁？”他透过紧咬着的牙缝，含含糊糊地问。哦，他的牙齿不是紧咬着，而是用金属丝箍着。

    这不公平！

    戴克听后微微一笑，露出了那4颗闪光的板牙。“戴克-希夫利，利曼-斯通律师事务所的。”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把握十足，好像他在此出现是理所当然的。“你还没有跟哪一家保险公司谈过，对不？”

    戴克就这么干净利落地明确了谁是坏人。坏人肯定不是我们，而是保险公司里的那些家伙。他在增加信心方面，迈出了巨大的一步。我们对他们。

    “没有。”范-兰德尔嘟哝道。

    “好。别跟他们谈。他们只想坑你。”戴克又向前迈出了一步，已经开始提供建议啦。“我们已经看过事故报告。案情很清楚，是对方闯了红灯。我们大约1小时后，”他十分认真地看了看表，“去把现场拍下来，再找证人谈谈，你知道，通常的那一套。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抢在保险公司调查人员之前。他们会贿赂证人，让他们提供伪证的，这你知道。居然堕落到这种程度！我们需要迅速行动，但是我们首先要有你的授权。你自己有律师吗？”

    我屏住呼吸。假如范-兰德尔说他的兄弟是位律师，那我拔脚就走。

    “没。”他说。

    戴克开始进行关键的一招。“呃，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需要迅速行动。在孟菲斯，我的事务所办理的车祸案子比哪一家都多，而且得到的赔偿费也很多很多。保险公司可怕我们呐。而且我们不要委托人一分钱；不管赔偿费是多是少，我们只收三分之一。”他边说边已偷偷地从拍纸簿里取出一份委托书。委托书很短，只有1页，3段文字。能让他上钩就成。戴克拿着委托书在他面前不停地晃着，让他不想接也得接。他用没有受伤的手拿着委托书看得很吃力。

    上帝保佑他！他刚刚度过了一生中最最糟糕的一个夜晚，侥幸活了下来。现在依然视力模糊头脑混乱，却要阅读一份法律文书，做出明智的决定！

    “等我太太来了再说，好吗？”他几乎是在请求。

    我们不是就要被人逮住了吗？我一把抓住病床的栏杆。在这一过程中，粗心地碰到一根绳索，绳索又带动了一只滑轮，一下子把他那条正进行牵引治疗的腿向上抬高了1英寸。“哇！”他痛得直哼哼。

    “对不起，”我连忙说，赶紧把手缩了回来。戴克朝我狠狠地瞪了一眼，恨不得立刻宰了我，但刹那间却又变得若无其事。“你太太在哪儿？”他问。

    “哇！”这可怜的汉子开始呻吟。

    “对不起。”我无能为力，只好这样再次道歉。我头痛欲裂。

    范-兰德尔害怕地望着我。我把两只手都深深地放到口袋里。

    “她一会儿就回来。”他说，每一个音节都说得很吃力。

    无论什么难题，戴克都是答案现成。“我以后再和她谈，在我办公室谈。我有许多事还想向她请教呢。”眼睛一眨，他已将拍纸簿垫在委托书的下面，并且拔掉了钢笔的笔套。

    范-兰德尔喃喃地说了句什么，接过钢笔，在委托书上画上了自己的名字。戴克把委托合同夹进拍纸簿，拿出一张名片交给了这位新的客户。名片证明：他是J．利曼-斯通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律师帮办。

    “现在还有两件事，”戴克用权威的语调说。“除了医生，你不得和任何人交谈。保险公司的人会偷听的。事实上，他们今天就可能要来，强使你在表格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上签字。甚至还可能想跟你私了。不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跟他们说半句话。任何文书在我读过以前，不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签名。你有我的号码，24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名片背面是这位鲁迪-贝勒的号码，你随时都可以给他打电话。这个案子我和他一起办。还有问题吗？”

    “好，”他还来不及咕哝或者呻吟，戴克就接着说。“这位鲁迪明天上午会带着一些文书到这儿来。叫你老婆今天下午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要跟她谈一谈，这很重要。”他在范-兰德尔那条没有受伤的腿上轻轻拍了几下。我们该走了，走在他改变主意之前。“我们将会给你搞来一大笔钞票的。”戴克向他保证道。

    道了再见以后，我们立即退出。一到走廊上，戴克就得意洋洋地说：“把戏就是这么玩的，鲁迪。小菜一碟。”

    我们闪过一位坐着轮椅的女人，又为躺在轮车上被推走的病人让路。大厅挤满了人。“那人要是原来就有律师怎么办？”我在呼吸恢复正常后问。

    “那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损失嘛，鲁迪。这一点你必须记住。我们来的时候是赤手空拳。即使他把我们从病房里赶出来，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我们又能失去什么？”

    失去一点儿尊严，一点儿自尊。他的理论完全符合逻辑，我无话可说。我的步子又大又快，我不想看他一跛一拐拖拖沓沓。“喂，鲁迪，明白了吧？你真正需要的东西，在法学院是学不到的。他们只教你啃书本，只教你背理论，只讲些华而不实的东西。说什么要把律师业务当成绅士与绅士交往的一种职业，一种受到书上写满几页纸的职业道德支配的光荣职业！”

    “职业道德有什么错？”

    “哦，没错，我想。我说的职业道德是，律师应该为他的委托人尽力，不让自己窃取钱财，尽量不说谎，你知道，那些基本的东西。”

    戴克论职业道德！我们往往化几个小时，探讨伦理和道德的难题。而堂堂一部《职业道德准则》，就这样被戴克简化成3大原则：为委托人而战；不偷；尽量不说谎。

    我们突然左转，进入一条新建的走廊。圣彼得医院是一座不断延伸不断增加附属建筑物的迷宫。戴克这时的心态是不吝赐教。“但是，法学院没有教的东西，可能会给你造成不良后果。以刚才病房里的那个范-兰德尔为例。我觉得你在那里的时候心情很紧张。”

    “我是很紧张。”

    “你不该紧张。”

    “可是，这样拉客户是不道德的呀。这和明目张胆地跟在救护车后面追，有什么两样。”

    “说得对。可谁管得着？与其别人来干，还不如我们干呢。我向你保证，今后24小时之内，一定会有别的律师来找范-兰德尔，千方百计让他在委托合同上签字。人人都是这么干的，鲁迪。这是竞争。是市场。孟菲斯的律师多得很哪。”

    好像我不知道似的。“那个人会守信用吗？”

    “可能。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很走运。我们在合适的时间，向他发起了进攻。一般说当时成败的希望一半对一半，但他一在虚线上方签了名，那他和我们继续合作的可能性就有80％。过几个钟头，你给他打个电话，跟他老婆谈谈，说你今儿晚上回来跟他们一起把案子商量商量。”

    “我？”

    “当然是你。这很容易嘛。我已经准备好一些文件让你过目。这是不需要劳驾脑外科医生的。”

    “可我不知——”

    “听着，鲁迪，别紧张。别害怕这个地方。他现在是我们的委托人，不是吗？你有权会见他，谁都管不着。谁都不敢把你轰出去。放松点儿。”

    我们在三楼餐室用塑料杯子喝着咖啡。戴克看中这家小自助餐厅，是因为它靠近整形外科病区，而且又是刚刚改造过不久，没有几个律师知道这个地方。他一边打量着餐厅里的每个病员，一边低声对我解释说，律师们喜欢在医院的自助餐厅里逗留，其目的是为了猎取受了外伤的病员，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口气里有一种对这一行为蔑视的味道。讽刺是何物，他全然不知。

    作为J．利曼-斯通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年轻律师，我的部分职责将是呆在这里寻觅猎物。在两个街区外的坎伯兰医院的主楼，也有一个大的自助餐厅。这家美国自愿者医院，还有3个自助餐厅。戴克当然知道它们位于何处，而且还把他的知识和我分享。

    他建议我从圣彼得医院开始，因为这里的受伤病人最多。他在餐巾上画了一张地图，向我指明了其他潜在热点的位置。最大的自助餐厅在二楼，靠近产科病房。咖啡店靠近大堂休息厅。晚上的时间最合适，他目光不离猎物对我说，因为那时候病人在房间里感到无聊，喜欢而且自以为可以坐着轮椅下来吃个快餐。若干年以前，布鲁索手下的一个律师于凌晨1点，在那个最大的自助餐厅钓着了一个烧伤的小伙子，一年以后案子以200万美元了结。问题是，那个小伙子在此以前已经炒掉了布鲁索，重新聘用了另一名律师。

    “上了钩的鱼，却没能钓上来。”戴克说，样子像个垂头丧气的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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