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节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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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我倒是巴不得呢。可是,他不敢。他是个懦夫。打老婆的男人,都是下三流的懦夫。别担心,我有一支枪呢。”
收容所房子很旧,上面又没有标记,看上去和街上其他的房子并无区别。门前的草坪很宽很深,围着一道浓密的树篱,挡住了邻居们的视线。我在车道尽头刹住车,把车停在另外两辆的后面。我让凯莉留在车上,自己下车敲响了一道边门。从门上装的内部通话的扬声器传出了一个声音,问我姓名,要我报出自己的身份。他们把安全放在首位,所有的窗户全都遮盖得严严实实,后院的木头栅栏足有8英尺高。
门开了一半,一个粗壮的年轻女子瞪着两只眼睛瞧着我。我不想与任何人发生冲突,可我在法庭上与对手已经较量了5天之久,此刻显得很不耐烦。“我要找贝蒂-诺维尔。”我说。
“我就是。凯莉她人呢?”
我用头指了指车。
“把她带进来。”
我完全可以十分轻松地把她背起来,可是她腿肚上受的伤实在碰不得,只好让她自己慢慢走。我扶着她一寸一寸向前挪,过了走道,跨进门厅。我觉得自己搀扶的好像是位90岁高龄的老太太。贝蒂微笑着把我们领进了一个小房间,大概算是办公室。我们和贝蒂在一张桌子两侧分别坐下。早晨我们和她通过电话,她想看看离婚诉状。在她阅读这些文书的当儿,我和凯莉手拉着手。
“你原来是她的律师呀。”贝蒂说,眼睛却望着我们握着的手。
“是的。而且也是朋友。”
“你准备何时再去看医生呢?”
“过一个星期。”凯莉说。
“那么目前你不需要做什么治疗啰?”
“不。”
“吃药吗?”
“就吃几颗止痛片。”
几份文书她看了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我开了一张200美元的支票,作为预付款和为凯莉交纳的第一天的费用。
“我们不是注册的正式收容所,”贝蒂解释道。“仅仅是为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的受虐待妇女提供安全住宿。是私人开的,业主本人也是个受虐待的妇女。在这个地区这样的地方有好几家。谁也不知道我们在这儿。谁也不知道我们干的是什么。我们希望就这样下去。你们二位同意保密吗?”
“当然。”我们一起点点头。贝蒂把一张表格推到我们面前,让我们签字。
“这没有什么不合法吧?”凯莉问。考虑到这里颇为神秘的气氛,这是一个问得十分恰当的问题。
“不合法倒说不上。他们最多让我们关门大吉,那我们就搬一个地方。我们在这里已经4年了,谁也没有来找过麻烦。你们知不知道在这儿最多只能呆7天吗?”
我们知道。
“你们得为以后住的地方,早点儿着手准备呀。”
我希望她以后就住到我那儿去,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商量呢。
“这里住了几位妇女?”我问。
“今天是5位。凯莉,你一个人住一个房间,里面有独用的卫生间。伙食不坏,一天三餐。你可以在你房间里吃饭,也可以和大家一起进餐。我们不提供医疗和法律服务。我们不商量不开会。我们提供的是爱心和庇护。你在这里非常安全。谁也不会找着你。我们还有一名带枪的警卫呆在附近呢。”
“他可以来看我吗?”凯莉用头指着我问。
“我们准许每次一人来访,而且每次来访都必须经过批准。先打个电话来取得同意;来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不要有人跟踪。不过,很抱歉,我们不能让你在此过夜。”
“那没有关系。”我说。
“还有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得领凯莉到处去看一看了。欢迎你今儿晚上来看凯莉。”
我明白她的暗示。于是我向凯莉告辞,并且保证晚上再来看望。她要我买一块比萨饼来,今儿晚上毕竟是周末之夜嘛。
我驱车离开时,我觉得仿佛已将她转入地下。
克利夫兰一家报纸的记者在法庭外面的走廊上截住了我,要跟我谈谈大利公司。我知不知道俄亥俄州的首席检察官据说正在调查这家公司?我无可奉告。他跟着我走进法庭。戴克独自一人坐在律师席,被告方的律师们正在另外一边谈笑风生。看不见基普勒的人影。人人都在等待陪审团做出裁定。
布齐把离婚诉状送交克利夫-赖考时,他正下班准备去吃中饭。赖考骂骂咧咧,出言不逊,可布齐并没有退缩。正当他拉开架势准备和他大吵一场时,赖考却匆匆开溜了。传票上有我的大名,所以今后我得多多留神。
在将近2点钟的时候,人们陆续走进法庭。布克也大驾光临,和我们一起坐在原告席。库柏-杰克逊、赫尔利和格伦菲尔德一顿中饭吃了很久,而且还喝了几杯,如今也已返回。那位记者坐在后排,谁也不想理睬他。
关于陪审团对案子的审议已是议论纷纷。如果迅速做出了裁决,那么在本案这样的情况,裁决该会对原告有利。如果拖延时间迟迟不决,那就意味着陪审团内部意见严重分歧,陷入了僵局。我听着这些无根无据的猜测,再也无法平心静气地坐在位置上。我走到走廊上喝了几口水,接着走进洗手间,最后又走到快餐部。这样走动要比在法庭里呆坐感觉好得多。我肚子里在猛烈翻腾,心脏像活塞一样激烈跳动。
布克比谁都更了解我,他陪我一起走动。而且他和我一样紧张。我们沿着大理石铺成的走廊漫无目的地走着。我们只是在消磨时间。我们只是在等待。在心情骚动不安的时刻,有朋友站在身边,这太重要了。我感谢他的光临,他说他无论如何也不会错过这一时刻的。
到了3点半钟,我的希望已经完全破灭了。做出这一裁决,可以说像扣篮一样简单。挑出一个百分比,按按计算器,结果不就出来了!也许我是太自信了。我想起了全国各地的一些案例,陪审团做出的赔偿裁决数额是低得多么可怜。我马上就要变成一个统计数字,变成另一个证明孟菲斯的律师应该见好就收,拿到一笔钱就把案子和解了结的例子了。时间在令人痛苦地慢慢地过去。
我突然听见远处有人在喊我。那是戴克,正在法庭门口处朝我拼命挥手。“哦,我的上帝!”我叫道。
“沉着点儿,”布克对我说。我们两个几乎是一口气奔到了法庭。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迅速做了一个祷告,一脚跨进法庭。德拉蒙德和他的4个手下已经端端正正坐在位置上。多特独自坐在原告席。人们已经全部入座。在我走过栅栏门,坐到我的委托人身边的同时,陪审员们也在一个接一个地走进陪审席。他们不动声色。他们坐定以后,法官大人开口问道:“陪审团是否已做出裁决?”
陪审团团长、那位年轻的黑人大学毕业生本-查恩斯答道:“我们做出裁决了,大人。”
“是否按我的指示,将结果写在纸上?”
“是的,大人。”
“请起立宣读裁决。”
查恩斯慢慢站了起来,他手上拿着的那张纸,可以明显地看出正在微微抖动。可我的双手抖得更剧烈。我呼吸急促,头晕目眩,我觉得很快就会昏厥。但多特却很镇静。她在这场较量中已经击败了大利公司,对方已经在法庭上公开认了错。对她来说,别的都无足轻重了。
我打定主意,无论陪审团裁定的结果如何,我都要板着面孔,不流露出任何感情。我朝左侧飞快瞟了一眼,发现那5位被告律师采取的是同样的战术。
查恩斯清了清嗓门,大声朗读道:“本陪审团兹做出有利于原告之裁决,原告获取实际赔偿金额为20万美元。”停顿。所有的目光都射向他手上的那张纸。到目前为止,尚无惊人结果。他又清了清嗓门,说道,“同时,本陪审团做出有利于原告之另一裁决,原告获取惩罚性损害赔偿金额为5000万美元。”
有人从我身后发出一声惊叫。被告席上的诸位全都目瞪口呆,无法动弹。全场一片寂静。在炸弹落到地面发生爆炸以后,要等最初的惊吓消逝,人们才会大梦初醒似的迅速寻找伤口。如果发现没有被弹片炸伤,那才有可能继续呼吸。
我确确实实在拍纸簿上记下了这个数字,只是写得歪歪扭扭,字迹无法辨认。我竭力忍住了笑声,为此我不得不咬破了下嘴唇。我此刻想干的事太多太多。我想纵身跳到桌子上,像一个疯狂的橄榄球运动员在球门区那样旋转扭动。我想冲到陪审团席,去亲吻每个陪审员的脚尖。我想绕着被告席趾高气扬地兜一圈,对他们冷嘲热讽一通。我想跳上审判席,热烈地拥抱狄龙-基普勒。
可我纹丝未动,只是对我的委托人轻轻说了一句:“祝贺你。”她没有吭声。我抬头朝法官望去,基普勒正在检查书记员刚刚呈交的书面裁决。我的目光移向陪审团,陪审员们大多在望着我。此时此刻,我当然再也无法继续板着脸,我微笑着向他们点头致意,在心里默默地向他们道谢。
我在拍纸簿上画了一个十字,十字下面写下了一个名字:唐尼-雷-布莱克。我闭起了眼睛,在脑海中回想我喜欢的他的那个形象。我仿佛看见他坐在折叠椅上望着场内的棒球比赛,一边吃着爆玉米花,一边仅仅因为能来到这里而发出愉快的微笑。我的喉头在抽搐,我的眼眶在湿润。他死得好冤!
“裁决适当,无可挑剔。”基普勒说。非常适当,我要说。他向陪审团致词,感谢他们尽了公民的义务,告诉他们下周将给他们寄上那份不成敬意的菲薄的报酬,请求他们别和人谈论本案,最后说他们现在可以各自打道回府。在法警的引导下,他们最后一次列队走出法庭。我今后再也见不着他们了,此时此刻,我真想给他们每人整整100万。
基普勒也在竭力想继续板着面孔。“我们将在大约一星期后,辩论审后申请。我的秘书届时会通知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摇了摇头。我还能再有什么要求?
列奥坐着没动,低声说:“没有了,大人。”他的手下突然忙乱起来,把文件塞进公文包,把档案塞进纸箱。他们恨不得立刻离开这个地方。在田纳西州的历史上,这是赔偿金额最高的一次裁决,而他们将作为在这次审讯中被打垮的律师而遗笑万年。我倘若不是筋疲力尽,倘若不是惊愕不止,我也许会走上前去和他们拉手致意。那将会是一个漂亮的举动,可我硬是不愿。像现在这样坐在多特身边,眼睛盯着拍纸簿上刚刚写下的唐尼-雷的名字,要容易得多。
我还没有真的成了富翁。上诉会拖一年,甚至两年。而且裁决的金额又是如此巨大,肯定会遭到刻毒的攻击。所以我还有一大堆工作要做。
不过,我此刻对工作已经厌倦。我真想登上一架飞机,飞往一个度假的海滩。
基普勒敲了敲他的小木槌,本案的审理正式宣告结束。我瞧了瞧多特,我瞧见了夺眶而出的泪水。戴克飞也似的奔了过来向我们祝贺。他脸色苍白,但咧着嘴巴,露出了那4颗闪闪发亮的大门牙。我为多特担心。她是个坚强的女人,难得在人前哭泣,但现在她的感情正慢慢地失去控制。我轻轻拍着她的手臂,递给她一张纸巾。
布克捏了捏我的颈背,说是下周给我打电话。杰克逊、赫尔利和格伦菲尔德兴高采烈地走到我的桌前,对我大加称赞。他们急着要去赶飞机,我们星期一再在电话上详谈。那位记者向我凑过来,但我挥挥手叫他走开。我不想理睬他这样的人,因为我在为我的委托人担心。她已经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抽抽泣泣的声音越来越响。
德拉蒙德和他那几位伙计像驴子一样背着大包小箱,正在迅速撤退。我对他们同样不理不睬,没有跟他们说过一句话。此时此刻,我倒乐意变成一只绿头苍蝇,叮在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雪白的墙壁上。
法庭书记官、法警和办事员把法庭收拾整理一番之后离开了法庭。室内除了多特、戴克和我,再无别人。我应该去见基普勒,谢谢他一直拉着我的手,使我的成功成为现实。可我现在不能。现在我得拉住多特的手,她的眼泪正像瓢泼大雨一样向下流。戴克坐在我们身旁一声不吭。我也一声不吭。我双眼湿润,心在隐隐作痛。她对这笔钱毫不在乎,她只希望她的儿子死而复生。
有人,或许是那个法警,关掉了靠近陪审员室的那条狭窄走廊上的电灯开关,灯灭了,法庭里骤然暗了下来。但谁也没有挪动。哭声渐渐变弱,她有时用纸巾有时用手指擦着脸上的泪水。
“对不起。”她声音沙哑地说。她想回家,我们起身离开法庭。我轻轻地拍着她的手臂。戴克把我们乱七八糟的东西装进了3只公文包。
我们走出熄了灯的法庭,踏上大理石走廊。这是星期五的下午,时间又近5点,法院里没有多少活动。没有摄像机,没有记者,也没有乱哄哄的人群,等在那儿抢拍我这位一举成名的律师的镜头,录下我的几句话。
事实上,谁也没有注意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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