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九年圣母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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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蟹红色的皮肤有着图画的魅力，于是把我从一楼的雕塑和版画工作室诱拐到楼上，随即在他们的调色板上调起颜色来。

    起先，画家们对我的蓝色目光的印象太深了。在他们眼里，我似乎全身发蓝，而他们也要用画笔把我从头到脚都画成蓝色。奥斯卡健康的肉，他的波浪式的棕发，他的鲜嫩的血红色的嘴，全都闪烁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蓝光；在一片片蓝色的肉之间还加上了垂死的绿色、令人作呕的黄色，这就更加速了我的肉体的腐烂。

    狂欢节到了，学校地下室里举行了长达一周的庆祝活动。在那里，奥斯卡发现了乌拉。奥斯卡把她当做缪斯，领她去见画家，到了这时，他才被他们画成别的颜色。

    是四旬斋前的星期一吗？是四旬斋前的星期一，我决定去参加庆祝活动，化装好了去，化装好的奥斯卡将挤到人群中去。

    玛丽亚看到我站在镜子前，便说：“待在家里吧，奥斯卡，会把你踩死的。”可是，她又帮我化装，剪下布头。她的姐姐古丝特一边饶舌，一边把布头拼成了一件小丑服。起先，我觉得有一种委拉斯开兹风格的东西在眼前浮动。我也愿意看到自己扮作统师纳赛斯，或者扮作欧根亲王。我最后站在大镜子前面，镜子玻璃在战时裂开了一道斜纹，使我的映像变了点形，但这件花花绿绿、鼓鼓囊囊、挂有铃铛的开襟服仍被照得一清二楚。我的儿子看了捧腹大笑，笑得咳嗽不止。这时，我并不愉快地低声对自己说：你现在是小丑约里克了，奥斯卡。可是，你能去愚弄的国王又在哪里呢？

    已经上了有轨电车，它将带我去学院附近的拉亭门。我注意到，正要去办公室或商店的、打扮成牛仔和西班牙女郎的老百姓见了我并没有放声大笑，反倒大吃一惊。他们都同我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尽管电车里挤满了人，我却得到了一个座位。在学院门前，警察挥舞着他们货真价实而不是化装用的橡皮棍。艺术青年们的庆祝会名叫“缪斯池塘”，会场已经客满，但人群仍想攻占这幢楼房，便同警察发生了冲突，部分是流血冲突，但不管怎么说，是一场五彩缤纷的冲突。

    奥斯卡让挂在左袖上的小铃铛说话，分开人群。一名警察，由于职业的缘故一眼看出了我的身材，低头向我敬礼，问我有何贵干，随后挥动橡皮棍，领我到庆祝场所地下室。那里在煮鱼，还没有煮熟。如今没有人会相信，艺术家的庆祝会乃是艺术家自己庆祝节日的聚会。艺术学院大多数学生，面孔虽然上了油彩，却仍旧严肃、紧张，他们站在地道的但有些摇晃的酒吧间柜台后面，出售啤酒、香槟、维也纳小香肠和烧酒，挣点外快。在艺术家庆祝会上真正寻欢作乐的多半是市民。在一年一度的节日里，他们大手大脚地花钱，像艺术家似的狂欢欢庆。

    大约有一小时之久，我在楼梯上、角落里、桌子下吓唬正要在这不痛快的气氛中寻找些刺激的一双双情侣。之后，我同两个中国姑娘交上了朋友，她们的血管里必定流着希腊人的血液，因为她们正在实行数百年前在勒斯波斯岛上歌颂过的一种爱①。她们互相偎依，十指并用，对我的敏感部位不屑一顾，让我看了一部分相当有趣的镜头。她们同我一起喝热香槟，还征得我的同意，试一试我的顶端相当尖的驼背的反抗力。试验成功，她们都很走运，这再次证明了我的论点：驼背给女人带来好运气——

    ①这里指同性恋。

    然而，同女人们的这种交往持续越久，就越使我悲哀。各种想法左右着我，政局使我忧心忡忡。我蘸着香槟酒在桌面上画出对柏林的封锁①，描出空中走廊，眼看这两个中国姑娘不能凑在一起，我对德国的重新统一也感到绝望，便开始做我从未做过的事情：扮演约里克的奥斯卡要去寻找生活的意义——

    ①指英、法、荷、比、卢在美国支持下签订布鲁塞尔防御条约后，苏联对西柏林的封锁。

    我的两位女士再也想不出有什么值得我一看的东西时，她们哭了。泪水在化装成的中国人脸上留下痕迹，露出她们的本相。我站起身来，开襟服鼓鼓囊囊，铃铛乱响，想让三分之二的身子回家，留下三分之一去寻找狂欢节上一次小小的巧遇。我见到了——不，是他向我打招呼的——上士兰克斯。

    诸君还记得吗？一九四四年夏，我们在大西洋壁垒遇见过他。他在那里守卫水泥，抽我的师傅贝布拉的香烟。

    楼梯坐满了人，紧挨着，拥抱狂吻。我想上楼，正给自己点燃一支烟，有人拍拍我。上次世界大战的一名上士说道：“喂，伙计，能给我一支烟吗？”

    毫不奇怪，我靠这番话的帮助，也因为他的化装服是军灰色的，所以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不过，假如这位上士和水泥画师军灰色的膝盖上不搂着缪斯本人的话，我是不会重温旧交的。

    请读者先让我同水泥画家交谈，随后再来描绘缪斯吧！我不仅给了他香烟，还用打火机给他点燃。他抽烟时，我说：“您还记得吗，兰克斯上士？贝布拉前线剧团？神秘，野蛮，无聊？”

    我这么一问，画师吓了一跳，香烟倒是没掉，却让缪斯从膝上摔了下来。我扶起那个喝得烂醉的长腿姑娘，交还给他。我们两个，兰克斯和奥斯卡，一起回忆：海尔佐格中尉，兰克斯把他叫做胡思乱想的家伙，破口大骂。他显然想起了我的师傅贝布拉和修女们，当时，她们在隆美尔芦笋间找螃蟹。而我却对缪斯的露面大感惊异。她是扮作天使来的，头戴一顶包装出口鸡蛋用的可塑形硬纸板做的帽子，尽管喝得烂醉，尽管翅膀已被折断，可怜巴巴，但仍显出天国女居民的某些工艺美术的魅力。“这是乌拉。”画师兰克斯告诉我，“她原先学过裁缝，现在想搞艺术，可我不同意。当裁缝能挣钱，搞艺术挣个屁。”

    奥斯卡搞艺术可挣不少钱啊！他于是提议，推荐女裁缝乌拉给艺术学院的画家们当模特儿和缪斯。听了我的建议，兰克斯喜形于色，随手从我的烟盒里抽出三支烟，而他则邀请我去他的画室，可转眼间他又小气起来，说到那里的出租汽车钱得由我来掏。

    我们马上动身，离开了狂欢会场，到了西塔德街他的工作室，我付了出租汽车钱。兰克斯为我们煮咖啡醒酒，缪斯又活了。我用右手食指给她抠喉咙，她呕吐了一阵之后，差不多清醒了。

    我现在才看到，她的淡蓝色眼睛始终露出惊讶的目光。我听到了她的声音，有些尖声尖气，细弱无力，却不乏动人的魅力。画师兰克斯向她讲了我的提议，与其说是建议还不如说是命令她到艺术学院去当模特儿。她先拒绝，不愿到艺术学院去当缪斯或者模特儿，只想属于画师兰克斯。兰克斯板起面孔，二话不说，像有才华的画师爱干的那样，举起大巴掌煽了她几个耳光，又问她一遍，随后满意地笑了，脾气又变好了，因为她抽泣着，活像天使在痛哭，说她愿意给艺术学院的画家们当报酬多的模特儿，如果有可能，也当缪斯。

    读者必须想象出，乌拉身高约一米七八，细高挑儿，娇媚可爱，弱不禁风，使人同时联想到波堤切利①和克拉纳赫②。我们一起当双裸体。她的肉细长光滑，布满孩子的细汗毛，龙虾肉大致就是她的肉色。她的头发也细，但长，干草黄。下身的毛鬈曲，微红，构成一个小三角。腋下的毛，乌拉每周剃一次——

    ①波堤切利（），意大利画家，主要作品有《维纳斯的诞生》。

    ②克拉纳赫（），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画家，作有裸体女子画。

    果然不出所料，普通学生画我们时办法不多，把她的胳臂画得太长，把我的脑袋画得太大，陷入所有的初学者的错误中去：总不能把我们全部画进画纸里去。

    直到齐格和拉斯科尼科夫发现我们后，才产生了符合缪斯和我的形象的画。

    她睡着，我吓唬她：农牧神和山林水泽仙女。

    我蹲着，她朝我弯下腰来，小酥胸总有点冰凉，抚摩着我的头发：美人与怪兽。

    她躺着，我戴上长角马头面具，在她的两条长腿间嬉戏：女士与独角兽。

    这些都是以齐格或拉斯科尼科夫的风格画的，彩色的，或是高雅的灰色调的，用细笔描绘细部，或按齐格的习用手法，用天才的刮刀刮，仅仅暗示出乌拉和奥斯卡周围的神秘气氛。拉斯科尼科夫又靠我们的帮助，找到了通往超现实主义的道路：奥斯卡的脸变成蜂蜜黄的钟面，犹如从前我家那个落地钟；我的驼背里机械地开放着缠绕的玫瑰，这是乌拉种下的；她上半截在微笑，下半截拖着两条长腿，肚子被切开；我会在里面，蹲在她的肝和牌之间，翻看一本图画书。他们也爱把我们塞进戏装里，把乌拉画成哥伦比娜①，把我画成悲哀的白脸小丑。末了，拉斯科尼科夫——人家给他起这个绰号②，是因为他老是讲罪过和赎罪——显示出他的才能，画成了一幅杰作：我坐在乌拉汗毛柔软的左大腿上，赤身裸体，一个畸形童子，她充当圣母，奥斯卡纹丝不动地扮作耶稣——

    ①哥伦比娜，意大利假面喜剧中活泼高兴的农村姑娘或女仆。

    ②拉斯科尼科夫，这个绰号由拉斯科尼克一词变来，原指俄罗斯东正教一个分裂教派。

    这幅画后来多次展出，题名为：《》。它又被当成广告画，也证明有效果，之后，落到我的好市民玛丽亚的眼睛里，导致了家庭争吵。然而，一个莱茵工业家仍出大价钱把它买下，今天还挂在一幢办公大楼的会议厅里，影响着董事们的决策。

    人们利用我的驼背和体形干出的那种天才的胡闹事，也使我得到消遣。此外，乌拉和我总有人请去当双裸体模特儿，每人每小时挣两马克五十芬尼。乌拉也觉得当模特儿挺好。自从她按时带钱回家以来，巴掌大、打人狠的画师兰克斯待她也好多了。只有当他的天才的抽象作品要求他发怒时，他才动手打她。兰克斯从未利用她当纯视觉的模特儿，所以，对这位画师来说，她在某种意义上是个缪斯，因为唯有他扇她的那些耳光才赋予他的画师的手真正的创造潜力。

    乌拉爱哭泣，生性脆弱，从本质上说，有一种天使的坚毅性，但也会刺激我干出暴力行为来。不过，我始终控制着自己，当我的欲望感觉到受了鞭答时，便请她去甜食店，装出一副绅士派头——这是同艺术家打交道时养成的——领着她，把她当成我的矮小身体边一棵高大的植物，在热闹的国王林阴道上目瞪口呆的行人中间散步，给她买淡紫色长袜，玫瑰色手套。

    她同画家拉斯科尼科夫的关系就不同了。他无需接近乌拉，就能经常同她进行最密切的交往。他让她在转盘上敞开两腿，摆好姿势，却又不画，而是坐到离她几步远的一张小凳上，口中念念有词：罪过，赎罪，却死盯着那个方向，直到缪斯的下身湿了，开放了，而拉斯科尼科夫也通过看和念达到了解脱，从凳子上一跃而起，给画板上的《》添加了了不起的几笔。

    拉斯科尼科夫有时也死盯着我，尽管原因不同。他认为我身上缺些什么。他谈到我的两手之间有个真空，便接二连三地把各种东西塞在我的手指间。凭着他的超现实主义的幻想，他能够想出许许多多东西来。他用手枪武装奥斯卡，让扮演耶稣的我瞄准圣母。他让我递给她一个沙漏，一面镜子，镜子里的圣母变成丑八怪，因为那是一面凸镜。剪刀、鱼骨头、电话听筒、骷髅头、小飞机、坦克车、远洋轮，我的两只手都拿过，可是，拉斯科尼科夫很快就发觉，真空仍旧没有填满。

    奥斯卡害怕那一天，到那时，画家会拿来那件唯一注定由我拿着的东西。他终于把鼓拿来了。我喊道：“不！”

    拉斯科尼科夫说：“拿着鼓，奥斯卡，我已经认清你了！”

    我在发抖：“再也不啦！这是过去的事啦！”

    他，阴沉地：“什么事情都不会过去，一切都会重来。罪过，赎罪，又一次罪过！”

    我，用尽最后的力气：“奥斯卡已经忏悔过了，免去这鼓吧！我什么都愿意拿，只是不要这铁皮！”

    我哭泣，乌拉朝我俯下身来。泪水迷住了我的眼睛，她可以无碍地吻我，缪斯使劲儿地吻了我。所有受过缪斯的吻的人，肯定都会理解，奥斯卡在受了这个盖印章似的吻以后，立即又接过鼓，接过那个铁皮来。几年前，他放弃了它，把它埋在萨斯佩公墓的沙土里了。

    但是，我没有敲鼓。我只是摆摆姿势，被画成了“”赤裸的左大腿上的击鼓耶稣，真够糟糕的！

    就这样，玛丽亚在预告一次艺术展览会的招贴画上看到了我。她瞒着我去看展览，大概在这幅画前站了很久，满腔怒火，因为她在同我谈话时，竟用我儿子库尔特的学生直尺接我。几个月前，她在一家较大的美食店里找到了工作，工资优厚，先当售货员，由于能干，很快就当上了出纳员。我面前的她，已不再是做黑市交易的东土难民，而是在西方入籍随俗、安分守己的人了。她因此相当有说服力地把我骂作脏猪、撞婊子的公山羊、堕落的家伙，她再也不想看到我搞肮脏事赚来的肮脏钱，连我也不愿再看到了。

    虽说玛丽亚不久就收回了这最后一句话，十四天后，又把我当模特儿挣来的钱里不小的一部分收作家用钱，我还是决定放弃同她、同她的姐姐古丝特和我的儿子库尔特一起居住。我原先打算远远地离开，到汉堡去，若有可能就重返海边。玛丽亚相当快地接受了我搬迁的打算，可她在她的姐姐古丝特帮腔之下说服了我，在她们和小库尔特附近，不管怎么样也得在杜塞尔多夫找一个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