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她的《天真时代》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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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福特。他没有高贵的血统，却有纽约第一流的住宅，有显贵们尚且没有的家庭舞厅。他家的舞会成为社交界一年一度的重要活动，他家宴会上的美酒佳肴也有挡不住的诱惑。尽管人们对他的身世与行为还有种种议论和非难，但博福特这位暴发户的代表已经凭借财富叩开了上流社会的大门，并迅速在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以致可以与明戈特家族为代表的旧富们平分秋色了。

    不难看出，这个金字塔型的上流社会实际上分成两股势力，一股是因袭的贵族资产阶级，一股是南北战争后迅速暴发的新兴资产阶级。这两种势力的冲突与融合正反映了内战之后美国社会的时代特征。尽管博福特这样的新富已经为上流社会所接受，但他们的地位还不稳固，以博福特命运的沉浮作为小说情节的辅线贯穿全书始终，作者正是借此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当时美国社会的风俗画。

    如果说，贵族资产阶级在财富上已经受到挑战，那么，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支配地位还是坚不可摧的。纽约社会是一台威力强大的机器，维系这台机器运转、将人们的行为束缚于固有模式的，是不可动摇的传统与习俗。人们的穿着打扮、言谈举上都要讲究“得体”，晚餐后什么时间出门访客、听歌剧什么时间到场、礼服的翻领上别什么花，甚至男士梳何种发型，女士从巴黎订做的时装要放多久才穿——这一切都有一定的成规。而在这些繁文缛节的背后，却是上流社会的价值取向与道德标准。任何人违背了它的原则与规范，都将受到上流社会一致的谴责与唾弃。博福特违背了经商的原则而被逐出上流社会，小说主人公阿切尔与奥兰斯卡的爱情也因触犯纽约社会的道德规范而流于破灭。

    纽兰-阿切尔出身于正宗的上流家庭，他在不可动摇的传统习俗中长大，循规蹈矩地过着有闲阶级的平静生活，他与大家闺秀梅-韦兰的婚事也称得上金玉良缘。然而这位年轻绅士与他的同类稍有不同，他喜欢读书，喜欢思考，并且见过更多的世面。因而他对于传统习俗的束缚与压抑有较深的感受，对墨守成规的枯燥生活不时产生一种反感。于是，当焕发着自由精神的埃伦-奥兰斯卡出现在纽约上流社会时，他被她深深吸引，并由同情进而产生了爱慕。奥兰斯卡也因他的真诚相助而对他倾心。然而，面对威力强大的社会传统习俗，他们的爱情注定逃脱不了悲剧的结局。

    从表面上看，梅是他们实现爱情理想的障碍，是工于心计的梅使他们的爱情流于破灭：当他们第一次表露爱慕之情时，梅发来的提前举行婚礼的电报阻断了他们相爱的可能；时隔两年后，当他们旧情复萌，阿切尔打算孤注一掷与奥兰斯卡私奔的时候，又是梅悄悄告诉奥兰斯卡自己怀孕的消息，使埃伦毅然断绝了与阿切尔的感情瓜葛。然而实际上，将阿切尔与奥兰斯卡决然分开的是那个视“体面”为最高原则、“害怕丑闻甚于害怕疾病”的纽约上流社会。以捍卫家族名誉著称的明戈特家族对埃伦的婚姻不幸不仅没有丝毫同情，反而采取种种措施阻挠她的离婚请求。先是劝说，进而用经济手段相威胁，断绝对她的补贴，最后竟绝情地将她“从家族中除名”——逼迫她离开纽约。跟博福特一样，埃伦-奥兰斯卡也被逐出了纽约上流社会。造成阿切尔与奥兰斯卡爱情悲剧结局的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他们自己内心的道德障碍。埃伦在追求个人幸福时一直顾虑到会对他人带来的伤害，她一直在“对他们自己的忠诚与对他人的公正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最后毅然选择了自我牺牲的道路。这是埃伦-奥兰斯卡性格中最为感人的一面。在她身上也体现了作家的道德理想：以“良知”克制感情，从而回避矛盾。

    与奥兰斯卡相比，阿切尔性格软弱的一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尽管他对传统习俗深恶痛绝，对上流社会的伦理道德有尖锐的批判，然而他的叛逆与反抗只局限于他的内心世界。在冷峻的现实面前，他却是个地道的懦夫。他没有勇气提出与梅解除婚约，甚至不敢公开对莱特布赖的观点表示异议。在“欢送”埃伦的宴会上，尽管他意识到那是老纽约“杀人不见血”的阴谋，他却无可奈何地任人摆布。小说的尾声告诉我们，埃伦离去之后不久，阿切尔便向命运妥协、随波逐流了。他当上纽约的好市民，成了一位忠诚的丈夫。26年后的他在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毕竟，旧的生活方式有其好的一面，而新秩序也有好的一面。”这句话无疑也表达了作者的心声——伊迪丝-华顿对那个养育了她的老纽约有着“斩不断，理还乱”的情愫。

    《天真时代》被认为是伊迪丝-华顿结构技巧最为完美的一部小说。作家从自己亲身经历与熟悉的环境中提炼素材，塑造人物，将作品题材根置于深厚的现实土壤之中。尤其通过博福特命运浮沉这一线索与主人公爱情悲剧的主线相互映衬，使一个看似寻常的爱情故事具备了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在人物塑造方面，作家淡化人物社会行为、着力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尝试无疑是对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发展。而这一切使《天真时代》成为一部经久不衰的杰作。

    1998年2月于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