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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亲历者的身份，利用《泰晤士报》向西方世界客观公正地报道了北京的“义和团事件”，认为一些西方传教士不尊重中国人感情是整个事件的重要起因，驱散了妖魔化中国的舆论迷雾。
他利用《泰晤士报》的版面，发动了一场遏制俄国影响的运动，促成了“日俄战争”，以至于当时的国际舆论界把“日俄战争”称之为“莫理循的战争”。
他与端纳合作，抢先把袁世凯与日本秘密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外交密件偷盗出来，泄露给外部世界，将日本想灭亡中国的阴谋大白于天下。
他力劝中国加入“协约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认为“协约国”一定能胜利，胜利后，中国就可以参加“和会”，中国就可以在“和会”上要求废除与战败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他任《泰晤士报》记者时极力向西方世界吹捧袁世凯，而作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又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
他在巴黎和会上尽心为中国代表团所拟各项公文修改底稿，努力为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
总的来说，莫里循是个有头脑的国际友人，虽然他同时还是个帝国主义者。
所以，在听到公使大人的问话后，他就听出了公使大人背后的意思。于是，他当下就回答道：“我可以去跟袁世凯大臣谈这件事，但是结果如何，我并不能保证。”
公使点点头，道：“我们只是看看能不能让事情变得简单，如果能这样就把中奖阁下就回来的话，那我们可以将事情放放再处理。不然的话，恐怕我们都会有很大的麻烦。”
莫里循耸耸肩，有麻烦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一个而已。作为《泰晤士报》的记者，他天然地就想搞个大新闻。在这一点上，他和想要把事情压下去的公使并不是一条战壕里的。
但是他毕竟还是个英国人，澳大利亚人也是英国人。他从心理上还是倾向于英国的，所以，在想了想后，他开口道：“公使先生，我觉得这种事情是掩盖不了的。要不了几天，整个文秘个世界都会知道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事情，恐怕到时候就算袁世凯大臣有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也无济于事了。”
“那你说怎么办？”公使郁闷地反问，他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还需要你一个记者来指出这一点吗。
“我觉得，”莫里循谨慎地道：“我们可以直接和俘虏了中将阁下的那些中国人去谈判。”公使眼前一亮，“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是收到了什么消息吗？”
“先生，既然那些中国人能打败中奖阁下率领的军队，那么我们就不能把他们简单地看成是没有组织的暴民。而且，中将被俘虏的消息这么快就穿了过来，那边的人可能是想和我们有什么交易也说不定。”
交易？公使的眼睛变得更亮了。只要能交易，那就一切好说。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贸易所到之处，国旗随之而来。”
帝国辛辛苦苦地开创远东的局面，不就是为了贸易和贸易带来的利润吗？说不定，中将大人的事情可以完美地掩盖过去，自己还能在这块土地上找到一个代理人。
再之后的事情，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了，就像是过往的无数次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