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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虽然如此，但从总体上看，从秦汉以来一直到宋代程朱理学兴起之前，对妇女的贞节观念还是较为宽泛的，寡妇再嫁决不会被视为不符合礼教的规范而严加指责或禁止。
如前汉朱买臣妻离婚再嫁，是个人人皆知的故事，况且朱买臣发达后，还优厚地对待前妻夫妇。
著名的《孔雀东南飞》，焦仲卿妻被罗母休回娘家后，也无人嫌弃，反而是太守、县令一再遣媒议婚。
到后汉，寡妇或弃妇再嫁更视若为常，如著名的蔡文姬，嫁三次，也并没有被人们轻贱，可见汉代对贞节观是较为淡薄的。
魏晋南北朝时，社会分裂、动乱，从宫廷到地方，普遍滋生及时行乐心理，世风乱杂。
因此，无论统治阶层还是有名望的学者，都对贞节观念提出肃严之策，提倡诏旌门闾。
如北齐时的《羊烈家传》说，一门女子不许再醮，女子寡居且无子的，均出家为尼。
晋书《列女传?跋》说：“盖女人之德虽在于温柔，立节垂名咸资于贞烈。”
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在贞节观念上比前代保守，但对贞女节妇的约制却并不苛严。
唐代不甚注重贞节观念，从皇宫公主，后妃到民间，妇女改嫁和再嫁较为普遍。
白居易作《妇人苦》，指责要妇女守节是不公平的，他说：“人言夫妇亲，义合如一身，及至生死际，何曾苦乐均。妇人一丧夫，终身守孤孑；有如林中竹，忽被风吹折，一折不重生，枯死犹抱节。男儿若丧妇，能不暂伤情；应似门前柳，逢春易发荣，风吹一枝折，还有一枝生——为君委曲言，愿君再三听，须知妇人苦，从此莫相轻。”
至宋代，由于出了一班儒者，形成理学，改变了中国的学术思想以及风俗制度，也使妇女的贞节观念在崇古的基础上愈演愈烈。
在宋代.开国初期，对于贞节观念还是很宽泛的，如范仲淹在“义庄”《田约》中，准许给予寡妇再嫁的费用，而男子再娶反而不给，他也从无指责妇女再嫁，范仲淹的母亲就曾再嫁，他毫不以母亲再嫁为耻。
当然了，这些都是后话，单说唐代，日后皇室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不提也罢，民间对于女子的态度其实是相当宽容的。
可是别人宽容，自己去想不开的事情，也比比皆是，比如崔玉儿。
当初薛琰写休书的时候，其实也不过就是意气用事罢了，并没有当真，可是出身世家的崔玉儿从小就认为自己的血统是高贵的，她的人生就应该毫无瑕疵才对，本来被崔道基做主许给了薛琰，崔玉儿的心中就是一万个委屈，现在更好，还没等出门呢，就被薛琰给休掉了，让她变成了未嫁弃妇，一旦这件事传扬出去，她肯定会沦为了笑柄，这让她如何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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