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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多看几本书，提升一下素养，说不定有机会拿下。”
当时袁正还真来劲，当天晚上就跟着我去图书馆看书，找了一大堆外国名著堆桌子上。
这厮手里翻着书，眼睛却到处看，跟一贼似的。看到前凸后翘的姑娘立马激动得前仰后合，典型的性瘾患者。我觉得他没治了。
到第二天，便把看书的事情丢到九霄云外，到三里屯酒吧玩到两三点才回宿舍。
没过几天，看到宣传栏贴出了《潮》招聘新人的宣传海报。我准备了一份简历，将以前发表过的文章都复印了一份，装文件夹里。
面试地点设在文学院的一个教室里面，一到那里，瞬间石化。只见一大堆黑压压的人头挤在门口，我想这又不是招公务员，至于吗？看来《潮》的影响力还真不是盖的。
面试官一共三个人，一个是文学院的老教授，姓庄，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一个是主编方笑，还有一个是副主编朱真。
几分钟后出来一个维持秩序的阿姨，要我们准备好简历，排成一队。一排下来，尾巴居然甩到了走廊另一头的洗手间。
我再一看这哪是面试，分明是才艺表演。拿吉他、小提琴、笛子、萨克斯、手风琴的都有。有一个络腮胡居然穿着礼服隆重登场，提着把小提琴就上来了。
这哥们儿先谦虚了一下，说拉得不好，请包涵。他倒爱说实话，那声音犹如厉鬼索命般让人毛骨悚然，但没有人愿意扫他的兴。
先后演奏了《前奏与快板》《阳光照在塔什库尔干》《新疆之春》《梁祝》《流浪者之歌》，终于，他将要表演莫扎特g大调《弦乐小夜曲》时，被方笑叫住了。面试的人都把方笑当成救命恩人。
我寻思，杂志面试而已至于把自己终身所学都拉出来吗，做人能不能低调点。面试到后来面试官也累了，这样下面试到大年三十儿都结束不了，之后表演乐器的统统取消。
轮到我了，丝毫不紧张。递上三份简历，并把以前发表的文章呈给面试官看。
方笑一如既往地知性，跟从没见过我一样。她说：“先介绍一下自己。”
我介绍完后，庄教授问我：“看你写这么多文章，为什么而写呢？”
我说：“非常年代，美学家高尔泰先生在夹边沟接受劳动改造时，仍然无法停止思考和写作，他的言行在当时无异于玩火。他后来回忆说：‘除了玩火，我找不到同外间世界、同自己的时代、同人类历史的联系。我需要这种联系，就像当初需要寂静与孤独。写起来就有一种复活的喜悦。’我深深理解这种‘玩火’行为的喜悦感，它根植于人性深处，是股不可摧毁的欲望。就是这股欲望促使我写作。”
庄教授满意地微笑着点了点头，冷美人方笑仍然面不漏任何表情和信息。
近距离看到副主编朱真，跟传说的一模一样。鼻毛发达，鼻孔里面施过肥，长出了两根麦穗，见到便想问一句：“哥们儿，为什么不剪剪你的鼻毛？”我忍住了没问。
他正一脸不屑地翻着我的文章，问：“你文章的观点你觉得能代表谁吗？”
我朗声说：“我不代表某个群体，我所有的发言仅代表自己。我自己爱做的事，说爱说的话，并在自己的经验内认定这些事和话对亲人、土地、空气、自由是某种正义的伸张，这便构成了我写作的全部价值和对理想的所有憧憬。”
庄教授又是意味深长的微笑，似乎在给我鼓掌。
朱真打着让我极度反感的官腔说：“我告诉你吧，你谁也不能代表，你就是发发牢骚而已。而且作为我个人来讲，是很不喜欢你这样的文章风格，你这样的作者我见多了，太不自量力。我建议你以后别写了，浪费笔墨。”俨然像领导在训斥手下。
我意识到这越来越不像面试，而像审讯。
大学学生会和某些社团的干部丝毫不亚于技术官僚，学生社团里那些颐指气使的学生干部比苍蝇还要卑微，年纪轻轻便学会了尔虞我诈，这是某种文化对人的异化。
后来我亲眼目睹了这些人为竞选而实施的暗箱操作，更加坚定了不与这类人谋的信念。再到后来，我发现，象牙塔的肮脏和可怕，何至于此。
面试到尾声时方笑脸色不好看了，想来是对朱真文人相轻的鸡肠小肚有怨气。
她说：“就这样吧，我们大致了解你的情况了。简历我们留着，等我们的消息。”说完千娇百媚地莞尔一笑。
据说这叫朱真的在某某日报上发表过几篇评论文章，自食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李白、苏轼的文采都屈曲于他，拽得不得了，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
我找到他那几篇文章，看了一点差点把昨晚吃的鱼香肉丝吐出来，立即把报纸扔到了垃圾桶里。
中国传统读书既**又自恃清高，干尽偷鸡摸狗、寻花问柳的坏事，还觉得自己握瑜怀瑾、冰魂雪魄，纯洁得不行，文章牛逼得不行。
先前听人说，他是某报社社长的儿子，杂志社的人暗地里都叫他真猪。
面试完后走出文学院，听到旁边两个男生在讨论刚才的面试。
一个说：“这女主编太性感了，叫起来一定浪啊，面试那会儿哥下面一直硬着，真想把她按在桌子上狂干一番。”
另一个人更加**地说：“我操，东京热教师系列吗？我喜欢。”
万物生长的燥热季节，意淫仿佛路灯的暧昧光线，再亮，但那终究不是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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