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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电影叫《狙杀狗仔队》,一个好莱坞明星被狗仔队整得家破人亡,最后自己绕过法律复仇。所谓人怕出名猪怕肥,我还没出名,已经感到害怕了。
我有时躺在床上做着白日梦,要是以后成了大作家,一定找一个清风雅静的地方禅修,不惹尘世。当然,那里必须要有wifi和电脑。
袁正说,他和杨尘君以后当我保镖,要是有疯狗一样的读者撵着我不放,他们马上出手降服,当然,仅限于漂亮的女性读者。
除了法学院的执拗哥,大部分的读者都比较理智,没有谁因为见解不同给我寄子弹或者死老鼠。
第二次签售会在西单图书大厦,这地儿是北京最大的书店。由于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学校面对公众,我记忆尤为深刻,还遇到了一个让我至今欲罢不能的非理智读者。
并不期待处女作掀起多大的波澜,我深知自己的书只有小众读者。可当我走进签售地点时还是略一惊,那里已排起长长的队伍。他们多是北京高校的学生,看过我在《潮》上发表的时评、书评、影评。
队伍中有两个人看起来格格不入——一个中年人和一个少年。他们浑身散发着土地的味道,额头上衣服上沾满了黑色的烟尘,书城的管理员过来要赶他们出去,我忙走过去阻止,对管理员说他们是我的朋友,管理员看了看我,无可奈何地走开了。
一问之下才知道,他们是父子俩,都在矿井下挖煤。村里有个大学生带回去了一本我以前的打印稿,父子俩看了我的文章后一直想跟我见面,从河北的煤矿赶到签售现场,一出矿井就来了,衣服来不及换。
《紫土手记》里面收录的文章中,有一篇关于中国矿难的调查报告,名字叫《黑暗侵袭——欲望与良知的博弈》。
那是我大二去一个矿业集团实习时写的,当时《潮》杂志不敢刊登这篇文章,怕得罪矿业集团的老总,人家以后不来我校招聘。
后来,一个中国煤矿作家协会的前辈看了这篇文章,推荐到了省里的日报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在当地引起了轰动,报社转给了多封感谢信,大都来自矿井下的煤炭工人,他们有的甚至不太会写字,信纸上还印着新鲜的煤尘指纹。
捧着这些信,手中重若千金,我想,这是真正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可惜我一直不知道推荐文章的前辈叫什么名字,报社死活不愿意透露。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下了多次矿井,采访井下工人和矿难事故的亲历者,跟他们一起生活了一个月,常被井下的景象深深震撼,震撼之后是无限的悲凉。
作为学生,巨大的无力感萦绕在我周围,目睹了他们的苦难,却找不到好的方法来帮助他们,我只能选择写,让更多人加深认识,形成舆论的力量。
我用事实控诉“带血的煤炭”,比如井下的瓦斯监测系统和排气扇形同虚设,安全负责人从来不把矿工当人。
那个父亲告诉我,村子周围都是私人小煤窑,青壮年为了家人生活不得不铤而走险,到矿下面挖煤。偶尔遇到漏水和瓦斯爆炸,非死即残。
除了麻木的围观和无言的愤怒,没有人帮他们说话,他们除了冒着极大的危险忍受着苦难日复一日地穿梭在地底下外,别无他法。
市里的媒体不会报道安全责任事故,只有矿长带着领导下井视察时,作为摆设的安全装置才会用上,而且当天下井的矿工都经过了“精挑细选”,保证不出乱子。领导一走,一切照旧。
煤矿的生产和安全需很高的资本投入,自然不被着眼于短平快发财的小老板们染指。采煤生产的安全第一与私人资本的唯利是图相冲突,于是,就有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强烈反差。
山西的一煤炭土豪,经常一家人包机去澳洲,只为吃一次大龙虾。而井下的工人每个月挣的血汗钱还抵不上他们一顿饭的钱。
矿井,总是和苦难的人联系在一起,比如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漆黑的矿井下,深藏着人性的善恶。
诗人普希金写过一首充满力量的诗歌献给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叫《致西伯利亚的囚徒》:在西伯利亚深深的矿井,你们坚持着高傲忍耐的榜样,你们悲壮的劳苦和思想的崇高志向,决不会就那样徒然消亡!
面前这对父子拨动了我灵魂深处的某条弦,曾经追问过写作的意义,如今,我得到了答案,更加坦然无惧。
他们说只想来拜会一下我,买两本书支持。看着眼前两张纯朴的脸庞,我尽一时说不出话。签了两本书送给他们,他们非要掏钱买不可。
儿子可能也就一二十岁,跟年龄我差不多,他说:“小宇哥,这钱你必须让他们收下,我们虽然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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