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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垂花门，门内建前、中、后三殿，后照房。左宫门前为茶膳房，茶膳房前为左朝房。门内为垂花门、西配房、正殿、后照殿。右宫门入书房、西套房、桥亭、戏台、看戏厅，厅前为闸口亭，亭傍廊房十余问，入歇山楼。厅后石板房、箭厅、万字亭、卧碑亭。歇山楼外为右朝房，前空地数十弓，乃放烟花处。郡中行宫，以塔湾为先，系康熙间旧制。”
江宁行宫之建筑，亦与此相类似。扬州为两淮盐商集中地，素称富有，为迎驾一次就捐很一百万两。塔湾行宫即为盐商自行修建和陈设，宫内如宝库。
塔湾行宫即“三汊河行宫”，也叫“高曼寺行宫”，它的修建应早于曹寅“点差之前”的康熙四十三年，但行宫告竣应是在康熙四十四年初。这从曹寅在康熙四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覆奏摹刻高曼寺碑文折》的奏折中可知：
“所有两淮商民顶戴皇恩，无由仰报，于臣寅未点差之前，敬于高曼寺西起建行宫，工程将竣。群望南巡驻跸，共遂瞻天仰圣之愿。臣寅目击商民感戴情形，不敢壅于上闻。”
康熙也有朱批：“行宫可以不必。”表面上看，三汉河行宫的修建是众盐商“顶戴皇恩”的自发行为，曹寅只是“目击”而并未参与。
事实上，曹寅此语实不可当真。曹寅不仅各捐银二万两，而且还因“勤劳监修”、“尽心公务，各自勤劳，甚为可嘉”，并获得“加级”奖赏：“给曹寅以通政使司通政使衔，给李煦以大理寺卿衔。”。
由此可见，兴建三汊河行宫应是曹寅一手策划而成的，即曹寅为了报答康熙的‘隆恩异数’，遂于三汉河畔为皇上营建了一座行宫。
三汉河行宫的规模宏大，据李斗著《扬州画舫录》记载：
三汊河在江都县西南十五里。扬州运河之水至此分为二支，一从仪征入江，一从瓜洲入江。岸上建塔名天中塔。寺名高雯寺。其地亦名宝塔湾，盖以寺中之天中塔而名之者也。圣祖南巡，赐名“茱萸湾”。行宫建于此，谓之塔湾行宫。
三汉河行宫规模宏大，如果不是曹寅等人早就精心谋划、全力营建，仅凭众盐商之力实在恐难建成。
行宫建成以后，在康熙四十四年初就迎来了康熙的第五次南巡。康熙首次南巡，并未停留扬州。第二次南巡，“临幸扬州，首尾才三天”。第三、第四次南巡，“往返途中，停留扬州，通共也不过十天光景。”
而此次康熙南巡因有三汉河行宫，“在扬州停留的时问就翻了一番”。从三月十二日“皇上起銮乘舆进扬州城”算起，“康熙帝一行在扬州共停留了九天”。这期间，“进宴演戏”、“观看灯船”、“观望四处景致”等等，活动不断，高潮迭起，当时的繁华热闹胜景可以想见。
曹寅兴建三汊河行宫接驾也是曹家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修建行宫及接驾的支出当不在少数，曹寅所捐银两也绝不仅仅只是区区的二万两之数，实际数目应该是多得多，亦应是“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
在瞬息繁华的‘虚热闹’之后，留下的是一片足以令曹家陷身没顶的茫茫债海。三汊河行宫的建成，对康熙来说，增添了一个南巡途中赏心悦目的休憩游乐场所，就曹寅而言，则带来了无穷的赔累。
事实上，曹寅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的数目应不在少数，因为仅是对曹寅多有庇护的康熙后来所认可的亏空就达一百八十万两之多，看来营建行宫及接驾的费用较之此数还要更多。可是曹寅至死也没有还清亏空，而这正是后来曹家遭受抄家厄运的原因之一。
到了乾隆南巡的时候，官办者亦在争奇斗胜，竟然找镂银丝造吐盂陈设行宫，真是暴珍天物，罪恶之极。乾隆对此满心欢喜，故承办者得赏加顶戴，以示奖励。可是他又假惺惺地说:
“此等物件，或系假借应用，或用重价购买。承办之员往往张皇其事，籍以邀结上司，而对人则苦称赔累，即乡绅浦户，亦纷然传为口实。”
好象深通其中弊端，有禁止之意，然而这是假的。
乾隆毕竟是风稚皇帝，对此类“俗物”并不在意，而对行宫内之名人书画真迹，却是仔细认真鉴赏，遇中意者则立即转入内府，这种东西要比“俗玩”更值钱。乾隆是最大的文物掠夺犯。
一切准备就绪，乾隆南巡的大驾出京了，第一次南巡，除皇帝、皇太后、皇后及随行之太监、宫女等人不算外，计大臣三十三员，章京、侍卫官员等六百六十一员，拜唐阿兵丁二千五百五十九名。仅动用之交通工其一项，乘用马六千六百九十余匹，驮物者马一千四百一十七匹，骆驼八百一十八只，各台站九十八处专用传送本报之马约六千八百六十匹，大小船约六百余只，四大套骡马车约五百辆。如果再加上地方官吏所用的交通工具，不是就更加骇人听闻吗?
皇帝行经之地，当然要竭力追求热闹的。所有地方文武官员，“著三十里以内接送”。
“令村镇民妇跪伏瞻仰”。居民门前“香灯悬彩”，水途设“灯船、戏船、台阁”。“苏州、扬州城内街衡间张设棚慢。”“五色云霞空外悬，可怜锦绣欲瞒天。”即此之谓也。沿途争奇斗胜的陈设，不过供南巡时一瞥而已。为了凑热闹，迎驾者亦人山人海，如杭州，一次就云集数十万人。
景看够了，随行人员回去大嚼特嚼，吃的是有燕窝、鱼翅、熊掌、猩唇、驼峰、豹胎、鹿尾等名菜的“满汉席”。皇上一家人吃的就更高级了。如此挥霍，真是“‘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
乾隆南巡有冠冕堂皇的一面，一路派大臣祭圣贤，写诗颂圣贤，大搞尊孔崇儒，以表“钦崇至道，仰止遗风，希圣之情，载劳宿寐”。
乾隆南巡还有“风雅”的一面，每至一处，都要“挥洒震翰”，或题匾联悬挂，或咏诗勒石以载。甚至一事一物咏至十余首，下次再来，重和前韵，仿佛有流不尽的诗才，是多产的大诗人。
乾隆南巡，除了种种表面的“虚热闹”以外，还有见不得人的乌烟瘴气的一面，那就是贯穿于整个过的贪污纳贿之风。有督抚坐扣兵丁晌者。有克扣草料致使马匹饿瘦和饿死者。有依势夺船者、藏马者。办理人员不敢得罪，只好躲避，秩序一片混乱。更有大量潜溜出京之旗人骗子，勾结地方官吏趁机发财。
在这样的大混乱大贪污之后，所费只能是一笔糊涂账。督抚奏销南巡款项时，只“笼统开报，未将应用各项详细声明”，虽遭驳斥，仍“加恩准其报销”。乾隆警告说，这是“特恩”，下不为例，以免“不肖官吏得以从中取事。一经查出，惟该督抚是问”。这是替督抚们开脱，好象“从中取事”的只是下级官吏，与仔抚无涉。
实际是总督这样报自有妙用，乾隆心里明白，有话说不出也。曹雪芹借赵嬷嬷之口，老实不客气地指出，南巡“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就象钱塘大潮那样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