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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只是最低成本的运作，如果图书销售情况良好，这点成本基本可以忽略。
但这种合作方式，关键有两个问题：一是出版社回购折扣和回购数量。二是书号费的高低。当然这些都可以通过谈判解决。
最最关键的是，这种合作方式，作者方是绝对弱势的一方。首先就是选题全部受制于出版社。你再好的书，如果出版社觉得这书不行，那也就出不了。再加上出版社这种事业型单位，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风格，宁愿不做或少做。发行部门就不会努力去给你发这书，量始终上不去。
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书号是国家的，统一管理。个人和民营单位是不能进入的。别说现在了，就是在30年后，全国那么多的一流书商，都依然受制于这个问题。
罗书林看完信，琢磨透全部的意思后，拿不准意见。就把凳子搬到老师王晖边上，跟王晖说：“晖哥，你看看这个，我有点拿不准。”
王晖接过信，入眼就是很清爽的毛笔小楷，很是惊奇，赞叹一番后，仔细看了信。尤其是在罗书林强调的部分读了几遍。看完后，才呲牙对罗书林说：“这种方式，还是头一次听说啊。我也搞不准，这样，我们拿给当官的看。”
两人嘀咕了一番，然后出了办公室。
从主任办公室到副主编，再到财务部、发行部，最后来到总编室。
副主编先过目，同样拿不准，准备就直接否决了。不过，王晖虽说嘴上花花，但办事情却是很有一套，而且眼光也还不差。
他觉得，这一种全新的模式，能够规避政策法规上的风险，不存在公开买卖书号的问题。其次，图书内容都掌握在社里面，各种风险可控。最关键的就是，这种模式一旦推行开来，那出版社的稿源问题就可以很大程度的拓展开了。
都是在事业单位打滚多年的老鸟，自然明白，王晖说的这个稿源拓展，其实是个托辞。真正意思是，出版社这种僵化体制下，都没那心思去做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好书。而民间个人不同，想赚大钱，就挖空心思考虑读者喜欢什么，盯紧市场，出来的书自然不同。
尚文远前世看过一个出版年鉴，到21世纪，全国95%以上的畅销书都是民营出版商做出来的。剩余的5%才是国家出版社通过专营等特殊渠道做成。
双江出版社的这一群编辑团队，这时候还都比较年轻。自然希望做出几本像样的好书出来，都还算有点追求的文化人。
王晖跟几位副主编大人把情况一摆，几位副主编觉得有道理。但他们做事从来都是小心翼翼的，口头禅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考虑了一番，几个人都拿不稳。其中一个副主编性格急躁一点，沉吟一番后就一拍桌子：去他娘的，我看可以试试。
这种事情，最终还得交给总编。尽管出版社这单位，工商管不了，但怕上级部门说：你几爷子不务正业，吃多了吗？太多求新求变的人在体制内栽了跟斗。
最终尚文远的这封信送到总编大人宁长河案头。
宁长河是万川人，还是万川最偏远，最穷的咸溪县人。咸溪县的人有一个特性：执拗。只要动了念头，用万川的说法是：狗日咸溪人都是黄牛的弯脑壳——掰不回来。
宁长河就是典型的咸溪人，反右的时候，他的几个老伙计莫名其妙的弄成了老右，给弄到清水湖种地去了。自然是遭了罪，其中有个伙计身体不好，受不了管理的折磨，跳湖自尽了，还给弄了个畏罪自杀的罪名。一家人都跟着遭殃，一双儿女书读不成不说，小小年纪就跟着母亲被罚去化粪池掏粪。
宁长河当时是江陵市委办的主任，凭着一手好字和好文章，很得领导欣赏，而且家底清白，前途光明着呢。
但几个老伙计的遭遇，让他受不了，就到处替他们伸张。同事、朋友、领导都劝他不要跟大势对抗。但宁长河执拗劲发作，什么都听不进，依然四处蹦?。结果把自己也折腾到清水湖去了。
宁长河看到送到案头的信以后，先也被那一手小楷震了一震。现在用毛笔写信的可是很少了，何况字还不错。
欣赏完字，再看内容。被尚文远所提的这种合作方式吸引到了。
作为双江出版社出版总负责人，而且是平反的老右，自然是有些想法的。
双江出版社从78年重新独立出来，一直四平八稳，没出过什么大问题，也没什么大长进。按理来说，新出版社至少有几年朝气蓬勃的气象。可双江社现在却是一副暮气沉沉的模样。
接手双江社总编一职，宁长河就一直在策划，怎么也得弄一个全国叫得响的图书品牌。但他把任务下给下面的人，结果都这么几天了，却一直没什么动静。
看到尚文远的信，思虑了很久。他觉得这种全新的模式，未必不可去尝试一下。所谓旁观者清，站在局外人的立场，可能对整个图书市场的预估更清晰一些，对市场的认知，直接决定图书的销售。
宁长河觉得可以搞，就拿好信，去了社长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