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杖和臀杖，黥面分为刺与不刺，配又可以分为配流、配役与配军。配隶刑在执行时要遵循多项规定，且配隶场所五花八门，主要有配海岛、配牢城营、配本城营、配衙前、配管营监务几诸司务。其执行首先需得到有关部门的审批，然后在对犯人执行决杖和黥面之刑，待犯人决杖二十日后，由官府派人押往各地服役。
配隶刑实施初期是不定期刑，只有遇到皇帝恩赦时才能对犯人进行拣选移放，否则配隶人将服役终身。且非所有人都能的到皇帝的恩赦，只有那些年老多病、事亲养老、元犯情轻、特旨停放之人才能有机会遇赦拣放。而根据犯罪人的自身条件和旨意内容不同，恩赦的方式又可分为量移、降配、拣选的放归四类。
随着配隶刑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配隶之刑早已失去了其原本宽贷死罪的本意，而成为官吏们枉法狂滥的用刑工具。伴随着配隶刑的弊端日益显现，朝廷内外对其进行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宋代统治者也从以下几方面对配隶刑进行了改革。
首先，从配隶刑自身入手，对配法进行删定，且别立居役之法，对配隶刑确定不同刑期；其次，尝试恢复肉刑，借以弥补配隶刑等生刑无法有效遏制犯罪的软肋；最后，还设置了圜土之刑，将犯人统一起来进行管理，使其“昼则逸作，夜则居之”。
但是，所采取的这些措施都收效甚微，且大多数改革都不免于流产，而配隶刑的弊端依然困扰着当局。
作为有宋一代的王法，其影响并不仅限于有宋一朝，对后世法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代的刺配刑、出军刑，明清两代的刺字刑、充军刑，无不脱胎于宋代的配隶刑，且作为当世之常法，时常行用。
从客观上来说，配隶法的初行是有着积极意义的，既体现出统治者的恤刑之心，宽宥百姓之意，也威慑了犯罪，而且，配隶人还能为社会创造经济价值，增强了国家的国防力量。
但是在这样人治大于法治的时代，再好的政策也不免被贪官污吏钻了空子。配隶刑的滥用导致了轻罪重罚，配隶犯的大量存在给国家财政增加了极大的负担。配隶犯往往被官吏欺凌，为官吏私人进行义务劳动，由此，导致了大量的配隶人私逃，成为社会动乱的重要因素。
李瑾被判流徙一年，其实也就是配刑中的配役，被发配到外地为官府进行无偿劳动，也就是进行劳动改造。如果是配军的话，那句要被在面上刺字了。实际上如果严格按照律法，如果李瑾真的存在犯罪行为的话，就算不在面上刺字，至少也是要在耳朵后或者手臂上刺字的。所以说，开封府尹虽然迫于太尉府高俅的压力，坐实了李瑾的罪名，但是在判决上还是听了孙定的话，进行了轻判的。
有宋一代，为什么军队战斗力及其低下，固然与统治者重文轻武的政策有关，另一方面就是军队的来源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禁军虽然是招募的，但是却多是发生天灾人祸之后，朝廷到当地招募的流民，而厢军的来源，很大一部分就是刺配罪犯了，大宋武人的偶像狄青，也是为了替兄长顶罪刺配后进入军队的。何况统军者还要吃空饷，喝兵血。这样由流民、罪犯组成的军队，加上贪婪的领导者，由此军队的战斗力也就可以想见了。
说回李瑾，差拨说管营公子要在快活林修什么酒楼，所以从牢城营中拉了人去做工，让李瑾去当一个小头目，这就是显然的公器私用了。一个小小的管营都敢如此名目张胆地谋私利，由此可见，此时的吏治已经败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
李瑾这几日在牢里已经呆够了，自然答应下来。差拨带着李瑾走到一个院子里，里面有五六十人，与李瑾一般打扮，显然就是选出来的做工的人。差拨从中找了十个人出来，对李瑾说道：“这十人以后就归你管了。”又指着李瑾对那十个犯人说道：“以后你们就由他管了。”说完就背着手走了。
李瑾应下这件差使纯粹是在牢城营待得烦了，想出去透透风，也没有太大的心思管着十个人，说道：“明日还是在这集合，外出做工，不可迟来。”说完，也溜达着回了自己的监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