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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算充足。）。
外国人评论中国人是没有信仰的，现代人是不是如此东方不敢评论，但至少信仰三纲五常，重视社会现实，豁然发现如此巨大财富的同时，钱邦芑难以掩饰内心的机动，眨着眼睛道：“周经历，这，这，话虽如此，但除此之外，民众对胥吏颇为痛恨，现在设立乡公所，派出这样多胥吏，如果这些胥吏在地方上横征暴敛，欺压老百姓，如此如何是好?”
周正嘴角上扬，连番解释。各个场口施行场长（乡长）负责制，若胥吏为非作歹做出不法勾当，不但会收到制裁，负责乡长也会被追究责任。
在古代地方施行官绅共治，地方乡绅充分参与地方事务，大小事务多需要与乡绅商议然后执行。
除了乡绅制度之外，古代还施行三老制度，在过去各个朝代都施行三老制度，特别是在汉代，规定每乡需选择一名乡老，每县需在乡老中间选择三名县老以对官员进行监督。（《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刘邦规定三老两个条件，即50岁以上，能率众，就是说他们在当地较大的地域范围内对民众要有号召力。）
在明朝初年地方三老甚至可以将贪渎知县捆绑到京城给皇帝治罪，地方官员不能阻拦。
大人正考虑强化这种官绅共治结构与乡中三老制度，准备推出议会制，各乡推举一个议员，每县建立一个议会，以对官吏进行监督。
官绅共治、乡老制度是古代官员的神主牌坊，任何人也不敢非议，现在听准备加强官绅共治，加强乡老制度，两人竖起耳朵想知道一个究竟。
如何加强，当然就是前世的议会制度，由成年男丁选举产生，在任期内对官吏、政策落实，财政开支等方面进行监督。
当然名义上是加强官绅共治与乡老传统，任职以来看到地方上强大的官绅共治与乡老传统，杨麟常常扪心自问，难道真的如同轮子所说的那样，中国古代没有民主传统吗？套用一种时髦的说法，如果官绅共治传统，乡老传统不是民主传统，那什么是民主传统？
正如一些轮子睁眼说瞎话，说中国古代没有政治献金一样。他们纠结于名词，而不探讨实质，实际上中国古代有政治献金的。
正如最初所说那样，官员正式上任，官员离任，一些人组织接风宴，送别宴，送上程仪，这不是古代的政治献金，什么是政治献金？
大名鼎鼎的曾国藩在考中进士回家休息一年，通过拜各个会社，参加各种宴会，一年时间捞了三千多两纹银，这些都有记载，这不是曾圣人所受的政治献金是什么？
正如政治献金一样，古代也有民主，千里之外为官，身边除了两个长随，事事需要与身边书吏、衙役写上，要征收官绅意见，要受乡老监督，这不是民主什么是民主？
在汉人朝代，若那个官员如同蛮清皇帝那样跋扈，在洪武年间大概会被乡老捆送京师的命。
在搞清楚古代治理结构之后，再与现代治理结构以对照，东方一面暗骂轮子害人，一面惊喜的发现通往民主自由文明的道路，那就是以官绅、乡老传统为名选用有才（乡绅）有德（乡老）的人才组成议会。
钱邦芑虽然感到不妥，但现在兵荒马乱的，杨麟以维护地方安定为名，以加强官员监督为名，如此要反对也颇为不易。
除了乡绅会议（乡老绅士简称），钱邦芑明显发现其他变化，如税赋征收从户房分离出来，户房主要从事人口、土地、商铺等方面登记工作，与赈灾一些民事工作，变成现在工商总局或者民政局这样一个部门。
各县成立厘金房，负责地方商赋、田赋、丁赋与关赋的征收。
各县基本上将帐房、库房合并成立度支房，度支房不仅仅管理钱财，而且还包括各县粮食、兵器储备，而库房只是负责其中具体事务。
各地驿站铺房都承包出去，由驿使或书吏管辖，实现自负盈亏。
各县一般包括知县、县丞、主薄、典吏等官员，其中主薄多为知县长随或者幕僚担任，负责衙门人员、文书管理。
县丞一般主管厘金房、度支房两大要害部门。
而负责缉盗的典吏多为义勇军退役人员或者义军将领出任。
钱邦芑倒吸一口气，这是改编朝廷制度，不论好坏，难怪前任知府史谨宸反对。
怀着复杂心情，大家一起盘算着，两人对新政成效虽都颇为推崇，但又担心改变祖制，将来恐引起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