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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明王朝不是为满清代替，那是罪有应得。但因为其替代者是更为残暴的满清政权，如此在后世出现太多太多明粉。
财政之道，不外乎开源节流，谈起征收赋税，众人还不能畅所欲言，但谈起节流方面，很多人显得义愤填膺。
如今施行分成法，县府省分成比例为2:1:7，县里分得其中2成。
其中1成用以维持官府日常运行（除了分成所得，还有治民过程中，各种手续费），官员公差俸禄不过税收的一成。
余下一成则用于修路筑桥、兴修水利、建立公立学堂、编练地方民壮等费用。
现在兵荒马乱的，财政困难，地方投入费用不多，即便如此，但也引得各路神仙巧取豪夺，地方贪污事件甚多。
有人将其归为分成法，过去地方没有钱粮，若要修路筑桥兴修水利，多凭借地方官员募捐，现在官府拨款，反而成为地方官员眼中唐僧肉。
斯情斯景，大家感慨不已。
在强化监督力度之外，杨麟迅速推出三种新政。
首先就是官员胥吏财产登记，所有官员财产公示，为政之际若发现巨额财富来源不明，除惩治当政者之外，就是罚没不明财产数倍作为惩戒。
其次，将司法审判权从知县、知州、知府身上移除。
在明朝，朝廷有三法司，即刑部，都察院、大理寺。
明代刑部替代大理寺掌管主要的审判业务。
大理寺成为慎刑机关，主要管理对冤案、错案的驳正、平反。
都察院不仅可以对审判机关进行监督，还拥有“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权利。
在各省有建立按察使，分管地方监察工作。
明清之际，三班中壮班、快班主要负责维护地方治安，打击犯罪。
而刑部及其分管地方机构则有司法、检察权力。
除此之外，朝廷向地方委派诸多御史，负责弹劾官员不法，处理地方冤案沉案。
结合前世制度，借鉴唐宋三法司制度，重新界定相应权责。
保留县级刑房治安、一般民事案件司法权。
在各府建立按察分司，负责地方刑事司法权，重大民事裁量权，与一般民事案件最终裁决权。
如此在官府身上，建立独立的司法机构，以监督地方官员不法。
最后，就是在过去三公制度之上，建立地方议会。
针对地方议会，可能很多人反对，其实早在汉朝就有代议制，在地方有三老、为有秩、啬夫、游徼。
隋唐之后，官员施行异地任命制，那些到地方任职官员人生地不熟，在地方多依靠官绅、豪门大户，这些在地方颇有权势的官绅豪门大户常常非制度性参与地方事务。
代议制不过将过去那种非制度性制度制度化而已，考虑到议员作用及其局限性，为了避免落入民粹之中，规定议员席次要求。
大县11，中县9，小县7，规定参选者与选举人资格要求，每四年选举产生一次。
对县议员，给予当地中等家庭一年收入（约20两）补助。
对府议员，给予两倍补助
对省议员，给予四倍补助。
当然，理想很丰满，现实非常骨干，要完善地方地方监察制度非一日之功，需要长时间试运行，需要大量人才。
如此人才培养就显得非常关键，杨麟沉思片刻，说道：“我们搞一个官吏培训学校吧。
对新任职的知县，对新任职的户房、吏房工房书办，都需要认真培训6个月。
到时候我等组织一下，除了田赋，丁赋，商赋、矿赋等法规之外，除了议会操作之外，还需要培训一下如何与老百姓沟通，还需要到推行较好的各个县去见识见识。
对推行叫好的县，到时候可以选派这些知县担任较高官职啊。
张居正这点就做得不错，要使用循吏。
科举制度虽然是一个较好的选拔人才的制度，但大家想想，前几个月是读书郎，马上就成为天子宾客，这怎么好呢？
要想义勇军那样，对一些可以提拔的人进行教育培养，教育培养之后可以放到其他职位。
还有，对那些少数民族较多的县，可以从军中挑选一些知事、经历去，军中这些知事、经历大多数见过血，有的杀过人，如此能够镇得住他们。”
钱邦芑等人虽然颇为不满，但还是点头允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