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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老姐妹家的亲人是不依不饶的闹了许久，最终还惊动了警察。清算了贡品数量和价格，共计84块钱。公墓管理员认为这是84块钱闹大了不值，愿意给出赔偿，但是家属却说这不是钱的事，贡品那是寄托哀思的，他们觉得被伤害了情感。
双方吵得不可开交，警察也是很为难。
我想起之前来看我爸爸的时候，一束黄菊花也被瞬间偷走的事。可是谁会专门去偷死人的东西呢？
中国人是很传统的，人死为大，入土为安，人们会为逝者设灵位令牌，会用香火蜡烛，鲜花果品等上贡，是一种活人的思念和慰藉。不管这个家伙偷了多少贡品，对家人都是一种伤害。
我摇摇头，悄悄跟我妈妈说：“前几天我来看我爸，买的花儿也让人给偷了。”
我妈妈脸色骤变，显然是慌了一下，问：“你来看你爸爸……做什么？”
我没料到她的反应，忙说：“哦，没什么，就是忽然想念他了，来看看，跟他聊聊吧。”
“哦……没事，就少来吧，这公墓阴气这么重，对你不好。跟死人有什么话说的，你妈妈我不能听你倾诉吗？”她白了我一眼。
我讪笑着，说了是。
虽然这偷贡品的事在我看来绝不是偶然，但是我妈妈不爱惹事，我也就依了她，一同告别了逝者亲属，离开了公墓。
“这贼也是穷疯了吗？死人的东西也是拿得的？也不怕遭报应的。”我妈坐在车里，也有些愤愤。
我笑着说：“哪儿就来的报应？这人死了都不知道了。”
“你懂什么？”我妈妈想了想说，“我小时候听你外公讲过一个故事，是他亲身经历的事。跟这差不多的。”
妈妈说的故事，让我深感诡异。
动荡年代，我外公被打成封建余孽，关进了牛棚进行劳改。每天白天被监视着上山采石头，晚上回去写材料交代自己的“封建罪行”，吃不好，穿不暖，时不时还会被拉去批斗游街，过得惶惶不可终日。
有一天他们正在山上采石，天气不好，下了雨。但是看管他们的红卫兵认为，革命是头等大事，完成每天的任务指标才是关键。
红卫兵头目名叫刘胜利，站在至高处对着劳改犯们大喊：“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不畏艰难险阻坚持革命。敌人的飞机坦克我们都不怕，这下雨算什么？你们是罪人，只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坚持改造，才能求得人民的宽恕，都给我好好干活去！”
外公是知道这个人的。他从小游手好闲，就因为祖宗几代都是特贫的农民，成分好所以很受重用，后来又因为举报***有功提上了大队长的职务。
他举报的所谓***，就是县中学的一个女老师，因为去上厕所的时候被他看到她把红宝书和月经带装在一个包里，被认为是***分子。那个女老师被揪住严刑拷打让她供出上级，还被强行灌了粪。女老师忍辱不住，供出学校的校长蒋爱民。刘胜利一听着名字“蒋爱民”，这不是蒋家的人吗？还爱民？凭什么爱民？于是抓了来扭送组织，得了个一等功荣誉，从此就成了看管牛棚的大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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