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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一种渗透于中国人血脉的精神。闻一多曾说“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这个土匪就是“侠”。
从远古的执剑之族，到先秦的“国士”，“游侠”，侠义之道始生，游侠之立身扬名，靠的是结私交，讲义气，重然诺，轻生死，言必信，行必果，“不爱其躯，赴士之扼困”（《史记·游侠列传》），而至两汉的豪侠，“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侠开始真正左右了中国的历史。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汉魏皇权对豪侠势力的摧残，侠义的发展可谓步履艰难。
说到三国的侠客，可以说，他是中国侠客历史的一个枢纽。
其导致的长达三个半世纪的乱世，犹如当年的战国时代，充斥着宫体与清谈，阴谋与屠杀，侵略与叛逆，使本已奄奄一息的专制社会居然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并且萌生了新的活力。
三国的侠客存在方式，呈现出一个复杂的过度型形态。有早期武侠的回光返照，也有新形态的出现，有民间侠的重新活跃，也有豪强势力的沉渣泛起。
说说三国时代的侠客（1）——民间侠
两汉是豪侠的时代，他们“权行州域，力折公侯”，然而经过西汉三次对豪侠势力的大规模清洗，豪侠在他的历史舞台上已然开始走下坡路了。而经过东汉百余年的崇文厌武的文化氛围的压抑，到了唯晋时期，豪侠已无向时声势，而春秋之后阔别数百年的民间侠却又重新活跃起来。
三国中的魏国是有记载的民间侠最活跃的地方。魏的名将典韦早先就是陈留郡夷吾县的一名侠客。史书上说他“形貌魁梧，臂力过人，有志节任侠。”他为了替好友复仇，身藏匕首，只身闯入官吏李永家中，当场刺死李永夫妇，然后徐徐走出，追者百人，居然无人敢近。典韦“由是为豪杰所识”名重一时。
有类似侠行的三国名将还有太史慈等人。太史慈早年为小吏，曾因“怀刀截书”而“遁还通郡章”。“由是知名，而为州家所疾。”连当时的北海相孔融都“闻而奇之，数遣人讯问其母，并致饷遗。”
后来孔融为黄巾贼管亥所围，慈从辽东还，母谓慈曰：＇汝与孔北海未尝相见，至汝行后，赡恤殷勤，过于故旧，今为贼所围，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单步径至都昌。时围尚未密，夜伺间隙，得入见融。
其为酬君子而单骑突围搬取救兵，端的是史迁笔下的游侠本色。
其余还有张邈，“少以侠闻，振穷救急，倾家无爱”；夏侯谆“曾杀辱师者复仇”；徐庶为友“借躯交报仇”杀人后白灰涂面，披发而走……
正是在这样一批任侠之士的推动下，侠风又逐渐在社会上蔓延。
其中，最著名的民间侠即为所谓的“汉唯间四大名侠”。
三国时期曹魏的《魏略》，被称为“巨细毕载”。书中特辟《勇侠传》，就记下了这四位侠客——孙宾硕，祝公道，杨阿若，鲍出。
他们之所以闻名遐迩，是因为其言其行全面恢复了昔日的侠义传统，有古游侠之风。孙宾硕曾在急难中冒死援救遭宦官迫害隐姓埋名的逃犯赵岐；鲍出尚节义，在土匪劫掠时，不但只身救出老母，还奋不顾身地解救邻居老妪；杨阿若曾单骑突围，搬兵诛杀豪强大姓——黄昂，震惊一时；祝公道更加，曾蹈险牢狱，解救出素昧平生的魏国名臣贾逵，不语而去，为一时所颂。
此四人的事迹在《三国志。魏书》中的《阎温传》有引魏略的详细介绍。
说说三国时代的侠客（2）——豪侠
三国时期，是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不但春秋之后阔别数百年的民间侠重新活跃起来，两汉保受摧残的豪侠势力也如沉渣泛起，又得到了新的发展。
然而，因为其处于一种过度形态，新旧交替，杂然并存，故远比两汉豪侠的形态来得繁复。其间，有施爱尚义，有醇厚之风的志士，也有放纵末流，豪暴凌弱的恶霸。
而其中最为相通的一点，就是他们往往都是弃文就武的世家子弟。而其习武任侠又大多怀有政治野心，希望以此取得一定的政治资本。
东汉末年，乱象已现，对此有先见的上层社会成员开始重新对自己进行自我设计。其中，有曹操，张邈，袁绍，袁术等最为著名，他们结交豪侠，并非只图自保于乱世，而是弃文习武，好为侠行，以求在风云际会时有所作为。据说曹操“少机警，有权术，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曾私自进入权臣中常侍张让的室内，被发觉后手舞短戟越墙而出，追兵对他也无可奈何。
梢后，四海不宁，干戈纷扰，上流社会人物习武任侠更为普遍，三国中的吴将鲁肃，本是富家子弟，见天下大乱，便学击剑骑射，并招聚百名轻侠少年，成为一名豪侠首领。平时，借上山打猎的名义，暗中在深山进行军事训练，并加以严密的组织，形同军队。后来，便利用这之力量，保护族人移居江东。
曹操的族弟曹仁与此相类而更胜之，后来将手下的近千轻侠少年拉入了曹操的起事大军。
也有另一部分豪侠群体，因宗族关系举族筑堡聚居，豪侠头目即为坞堡的军事首领。许楮便是一例，他“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他曾将坞堡中的男女老少按军事方式严格组织起来，打退了万余土匪的攻击，“闻者皆畏惮之”。
而当时上流人物的习武任侠，则大都怀有政治野心。战乱和混乱的政局使得习武比饱学通经更易出人头地，因此他们的任侠，不过是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和途径。由于他们的大量涌入，极大地改变了武侠世界的结构和成分。
不得不说，他们才是三国时代“侠”的主角。
一、汉末游侠特点和兴起背景
1。复仇
“侠”的复仇之义古来有之，但其真正的彰显却是自汉代开始。
东汉时期标榜“孝道”，屡颁赦令，更是在社会道德与法令条例上都助长了这种为了实践“孝道”而复仇的风气。汉章帝时官修的《白虎通义》就有如此记载，“子得为父报仇者，臣子于君父，其义，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义不可夺也”，其中将“孝子”与“忠臣”直接画上等号，等于从法律上认可了这种“侠”义式的复仇。有了道德上的认可和法律上的保障，是而一时间“侠”风大盛。
而复仇风气的普遍直接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为了复仇养客杀人，二是因“复仇”而扬名天下，进而转变成豪居一方的地方豪强。这种情况一直保留到汉末仍然存在，如武威张绣，为上司报仇，“闲伺杀（曲）胜，郡内义之。遂招合少年，为邑中豪杰”(《三国志·魏志·张绣传》)，这种因“义”或“孝”而引起的复仇方式，最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支持，从而进一步获取在乱世中立足的最初力量。
3。汉末“侠”开始出于豪强之家而非平民
较之于先前的“私剑”或是“任侠”，汉末游侠的组成和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一是大姓世家子弟相继为侠，如董卓、袁术、袁绍、曹操、孙坚等人都是以贵胄公子而为侠的；二是在地方各拥部曲，形成侠客集团化的豪强，如济南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扬州“多轻侠狡桀，有郑宝、张多、许乾之属，各拥部曲”（《三国志·魏志·刘晔传》），临淮鲁肃，“携老弱将轻侠少年百余人”③（《三国志·吴志·鲁肃传》）等，都具有相当的规模，虽不至拥兵自重，亦可称为势力广大，成为地方豪强，名噪一时。
而“侠”的概念也不仅仅流于刺客杀手或是豪侠，则是逐渐成为拉聚结交众人的一种方式，汉末著名的政论家荀悦曾经有过对这一时期游侠的表述，他说：“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又说：“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也”（《前汉纪》卷一零）。由此可以看出，游侠阶层的本质在汉末已有异于前代，不再依附于人，而是“立强于世”，不再单独行动，而是“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侠”在汉末开始脱离平民而出于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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