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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朝廷清廷最激烈的一场权力斗争，却是以一种表面和平的方式展开的，肃顺和慈禧双方都有礼有节。
两宫太后的回京队伍，由胜保亲自率大军护送，从热河启程后不久便遭遇大雨滂沱，道路泥泞无法前行，两宫太后无奈，只好于峡谷中寻找避雨歇脚的地方，衣食与住宿也没有提前安排，她们几乎成了落汤鸡。
此时，护送咸丰皇帝灵柩的队伍也因为下雨，行进迟缓，落后她们大约有十英里。
慈禧此时依然不忘礼节，以两宫的名义，派了几个人返回梓宫歇脚处，询问咸丰皇帝灵柩是否安妥。
怡亲王、肃顺及诸位赞襄大臣回复称：“灵柩已经安全抵达第一个休息地。”
接到消息，慈禧从自己的俸禄中拿出一千金赏予搬运者，以示对他们辛劳的肯定和赞赏。
怡亲王载垣又犹豫不决了，对肃顺说：“本王看慈禧没什么异常，要不取消行动，等我们回京后再看她的表现吧，大行皇帝刚逝，我们这么做，会不会授人以柄？况且皇太后是无辜的。本王看胜保会坏我们的事！”
“我们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了。”肃顺虽清楚，只要慈禧太后活着，自己的危险便会时刻增加，便劝说怡亲王载垣。
怡亲王载垣没有说话，他仍然不忘职责及大清礼仪，派人回奏两宫太后，感谢她们对咸丰皇帝遗体的担忧挂念。
慈禧也回复怡亲王载垣，赞其忠心耿耿，尽职尽责。就这样，在一路的生死较量中，两方始终保持以礼相待。
两宫的太后队伍到了古北口。古北口是山海关、居庸关两关之间的长城要塞，位于密云区东北部，距离京城约二百四十里，为辽东平原和内蒙古通往中原地区的咽喉。这里就是肃顺打算除掉两宫太后的地方，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曾纪泽。
曾纪泽对肃顺说过，杀慈禧最好的时机，是在咸丰皇帝死后，当时可以立即伪造要慈禧陪葬的诏书。但是肃顺的心不够狠，也没说服怡亲王载垣。
在古北口杀两宫太后，嫁祸捻贼，这是一个相当愚蠢的决定。此时，两宫太后有胜保的大军护卫，小股的捻贼根本靠近不了两宫的轿子。
天已经快黑了，荣禄离开了送葬队伍，带上自己的一小队人马，快马加鞭赶去古北口营救太后，并在她们到达古北口前赶上来了。
曾纪泽需要做一个艰难的决定，在肃顺集团和慈禧集团之间。
这个抉择对曾纪泽来说，并不揪心，他在等父亲曾国藩的决定。
而曾国藩的决定，要比曾纪泽揪心得多，他面对的选择，是要不要反清。
曾纪泽在湘军拿下安庆之后，就跟曾国藩写了一封带暗语的密信，说1861年底，是湘军反清的最佳时机。曾纪泽知道，一个人的思想很难转变，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型知识分子。他认为“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人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但曾纪泽还是要试试，他劝曾国藩先反清，占据江南，和大清王朝以长江为界，分而治之。
当时确实存在着改朝换代的机会，咸丰死后，以肃顺为的朝臣势力、以恭亲王为的帝胤势力、以慈禧为的帝后势力互相倾轧，不能形成对外的合力。此时，湘军如果造反，确实是有机会的。这也是曾纪泽为什么选择带兵北上勤王的原因，他要保持肃顺集团和慈禧集团的平衡。
当时咸丰驾崩、幼帝即位，京城里的人心比较浮动。这种时候举旗造反，民众不会对清朝绝对忠诚。而江南大营覆灭，僧格林沁、胜保率领的八旗兵也兵败八里桥，清朝的正规部队遭受了重创，湘军起义是有可能会成功。
曾纪泽不认为曾国藩反清应该在攻陷江宁后，举兵北上。他觉得湘军最好的举义时间，只能是攻陷安庆后的这段时间。当时湘军将领对曾国藩的推戴，几乎全部生在1861年前后，而在1864年湘军攻陷江宁后，反而没人提反清的事了。
为什么湘军不能等攻克江宁后再起义胜呢？当时慈禧太后的地位已经相当稳固。1865年，她罢免恭亲王奕议政王与军机大臣之职，恭亲王毫不敢反抗。从这件事情中，就可以看出那时的慈禧太后拥有怎样的权势。这时候的清廷，在慈禧太后的领导下，已经拧成了一股绳。老百姓对清廷的信心，也有所恢复。这个时候的清朝，不太容易被推翻。而且当时洋人也比较认可清廷。而且1865年，曾国藩对于湘军的统摄能力已经下降了许多。
反而是攻克安庆后不久，胡林翼病逝，这时候曾国藩成了名义上的湘军的唯一统帅。此时的曾国藩，对于除了刘长佑、刘坤一一系湘军以外的各路湘军，都有着比较强的统摄能力。左宗棠羽翼未丰，也听曾国藩指挥。
然而，从1862年淮军建立到1864年湘军攻克江宁的这段时间里，左宗棠、李鸿章都自立门户。如果曾国藩在攻克江宁后造反，左宗棠、李鸿章很可能不会跟从，甚至会帮助清廷消灭曾国藩。此时的曾国藩，真正能够控制的部队，只有曾国荃的吉字营以及彭玉麟的湘军水师。以这点实力争衡天下，无异于蚍蜉撼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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