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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这些自由农民或是自由商人的大半收入都要上交国家，生活困苦了，还要为国家免费服徭役，平白少了许多增加收入的时间和精力。
收成好的年景时，这些自由农民和自由商人尚能勉强维持生计。而一旦歉收，农民就只能或是破产逃亡或是进入工坊当工人或是卖身并入权贵之家了；商人们也只能或是卖身并入权贵之家，或是铤而走险、冒着明朝政府海禁政策而出海讨活了。
随着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有一半左右的土地被那些不用缴税的权贵、官员、读书人占据，而可以列入征税对象的人数却是越来越少，朝廷能够征收上来的税款自然是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少的税款，自然也就导致了明朝政府的财政收入越来越少。手中没钱，政府自然是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整个国家机构的运转必然迟滞。
国家机构运转不灵，国家的力量自然就根本无法集中起来。
直到张居正主持“一条鞭法”，重新清丈全国土地、勒令权贵退还土地、废除徭役之后，明朝政府的财政收入才有了一些起色。
不过，也正是因为张居正的改革触犯了太多权贵利益、引起了权贵们的反扑，使得张居正最后只能是惨淡收场。挽救了大明朝廷的“一条鞭法”改革也人亡政息，令人徒叹。
君臣不睦的难题，却也是明朝皇帝们自己造成的。
自从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大杀官员并订立了苛刻的官员薪酬考核制度之后，明朝皇帝们对官僚集团向来是采取了防范的手段。而经历过宋朝士大夫氛围的官员、读书人阶层就对明朝皇帝的信任程度本来就不是很高，后来又经过数次廷杖、吵架灭族之后，官僚集团、读书人们更是对明朝皇帝离心离德、毫无信任可言。
两厢作用下，本来应该一心的皇家和官僚集团，在明朝时期却成了仇视对立的两个阶层。皇家为了防范官僚集团而尽量缩减官员数量、官僚集团为了防范皇家而尽量抱团，使得明朝的地方政府因为人手奇缺而无法对地方进行有效的管理，明朝皇帝的一些政策谕令也经常会被官僚集团抵制或者曲解而无法做到政令通畅，逼得皇帝不得不选择太监们去执行自己的命令。
如上因素，造成了明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种种怪相：皇帝怠政、宦官专权；朝廷穷困而权贵们却富得流油。整个国家被人为地分裂成数个阶层。而这些阶层虽然都存在在大明朝中，却又互相利用敌对，根本没有形成国家的合力。相反地，却成为了国家衰败的主因。
试问，一个空有雄心壮志却没有相应思想手段的国家、一个不能统合整个政体力量的国家，如何能够摆脱衰落败亡的结局？
所以，从政府财政问题和君臣离心问题这两个方面或者两个死穴来考虑，毛烈便有了“除非是经过一场重大的变革，否则的话恐怕是终明一朝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之言。
而这个重大变革，也只能是明朝政体的主动或者被动变革。
“一条鞭法”，是明朝政体的一个主动变革的举动，却因为张居正的身死而人亡政息了。明朝也就失去了扭转颓势的唯一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