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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离于毕，将有大雨。
李从珂由星相观天象，兼燕蔷薇梦中所见，虽仍不能算作正式的星相师，但这一夜之间也是初窥门径，渗入其道，而非最糟糕的一窍不通。
只是初窥门径，既登不得堂，亦入不得室，观星月知风雨，知的仅是风雨欲来，并不知风雨具体何时能来。
况且一人之眼不代表众生之眼，一城之地不代表一国之地，即便天水城真的在某一天某一刻迎来天河之水的无情洗礼，暴力灌溉，其余应当受到阳光照拂的州县城镇依旧会风和日丽，天朗气清，不会受到多少影响。
那是千百年来因果牵连都难以扭转的现象。
只因佛家所谓因果，要么被天道所截，一直不应，偶然应了，多半也是在生命与生命之间进行。
沙州，敦煌。
一个地方，在不同的时代，总有不同的叫法，或由州成郡，或由郡成县，抑或逆行倒施，升降之间，改头换面，如此一来，能留存下的无疑是大浪淘沙后所剩的珍稀精华，长年累月为世人津津乐道，心生向往。
恰如古神伏羲之于秦州天水，早在《史记》《汉书》等古籍中便有提及的敦煌，亦有种种传说，崇高信仰，集佛教文化之大成。
一佛一道，一河一陇。
若按佛道本一体的说法来看，河西与陇西似乎也能结成一家。
事实上，多数人提及这两个地方时，的确有将河陇连在一起读的习惯，然而两片区域虽都不乏边关要塞，具备极高的战略价值和意义，相较于陇西片区，河西的经历无疑更加跌宕起伏，充满转折。
夏商周时，敦煌尚属古瓜州的范围，有三苗后裔，号为羌戎的族群在此地游牧定居。
到了战国时期，敦煌一带又涌现出大月氏人、乌孙人以及塞种人，起初是三族与原来的羌戎共存，后来大月氏强势崛起，羌戎被其兼并，乌孙人与塞种人被驱逐出境，一时间河西片区大月氏风头无二。
无奈好景不长，西汉初年，同样靠游牧为生的匈奴人开始大肆入侵河西，迫使大月氏人西迁至两河流域，是时整个河西走廊皆为匈奴领地。如此局面，一直到汉武帝建元二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乌孙等部内外夹击匈奴，才得到改观。
不久后，丝绸之路应运而生，自长安起，经河西走廊到敦煌，继出玉门关和阳关，沿昆仑山北麓和天山南麓，分南北二线。南线以敦煌为起点，经楼兰越葱岭而到安息，北线亦由敦煌起，却经高昌、龟兹、越葱岭而至大宛。
正是自那时起，敦煌成为中西交通的咽喉锁钥，疆域辽阔，西至龙勒阳关，东到渊泉，北达伊吾，南连西羌。
两汉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片区较之往昔的繁荣鼎盛，明显有很大不如，其中很大一个原因便是因为其中动乱太过频繁，匆匆百十年间，河西地域竟先后建立了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等政权，改朝换代速度之快，已不亚于雨后春笋急冒！
即便李暠建西凉而称王时，首开先例，以敦煌为国都，使凉州境成为北部政治文化中心，短时间内也依旧无法抹去常年刀兵四起，战火燎原所带来的一系列恶劣影响。
但若与群雄争相逐鹿的中原相比，河西反倒显得相对稳定，自五胡乱华起，便不乏逃往河西避难的中原百姓，其中甚至还包括一些当世大儒。儒术的传入，对生活在河西片区的人们影响不可谓小，与佛法相比，却也不可称大。
河西佛法之盛，以敦煌为最，乃佛教东传的通道和门户，称其为中心也不为过。前秦建元二年，乐尊和尚在三危山下的大泉河谷首开石窟供佛，即赫赫有名的莫高窟，尽显河西人民对佛法与佛教的尊崇。
只是人尊佛，人敬佛，欲以香火钱求福禄功德，并非何时何地都能得偿所愿，很多时候，甚至连基本的性命都得不到保障。
王朝由人所建，兴衰即是生死，无非一人与千万人之别，自然也逃不开那宛若宿命的定论。
想前秦盛极之时势何其大？！
先灭前燕，后灭前凉，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包襄阳，北尽沙漠，各国遣使来议，中原版图尽为前秦之下，唯独偏安一隅的东晋与其对峙。
最终还不是落得个后秦杀帝，西秦灭太子，国破山河覆的可悲下场。
十六国后，南北分治，北周灭北齐，北方复而大定，只差南下便可完成统一大业，无奈武帝宇文邕大业未成身先亡，幼主暗弱，无控权臣之能，大好江山终为杨坚所得。
隋文帝同样崇信佛教，曾几次下诏各州建造舍利塔，诏命远至敦煌，于莫高窟中另行开窟数十余，皆规模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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