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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理政事，御史杨爵痛心疾首，上书极谏，被下诏狱，备受酷刑，数次昏死，仍泰然处之。其他言官得知后即冒死声援，也付出了血的代价。由于言官对于皇帝的德行非常关注，那些游戏国事、昏庸不振、生活奢靡、长期怠政的皇帝就经常遭到言官的批鳞谏诤，以致于皇帝也怕起言官来。如万历皇帝一日在宫里演戏嬉乐，忽闻巡城御史呵呼声，亟命止歌。为什么呢？他说：“我畏御史。”监督、制约朝廷重臣则是明代言官的主要职责，而从明代的历史看，几乎无一内阁首辅没有受到言官的弹劾和抨击，其中大部分首辅都是在言官的舆论攻势中倒下政坛或离开要职的。最突出的史例是在严嵩专权乱政的20年间，言官从未停歇过对严嵩父子的斗争。虽然言官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重则被杀害，轻则受杖责、遭流放，但仍然弹劾不止，终使严嵩父子得到应有的下场。
明代政坛上为祸甚烈的宦官，同样是言官监视、打击的主要对象。那些依靠皇帝或皇后逐渐权势熏天、炙手可热的宦官，经常受到来自言官的舆论制约和冲击。如在万历年间，神宗皇帝聚敛天下财富，派出大批宦官充当矿监税使，鱼肉地方，大批言官即纷起抗争，交章弹劾，言辞亢直激烈，不断给神宗皇帝施加压力。正是言官的努力，终于使皇帝与宦官的上述劣行得到遏制。此外，在明代，言官在澄清吏治、除暴安民以及发展经济、维护边防等方面，也发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可以说，在明代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都可见到言官主动而积极的身影，而不少人也是在言官的职位上崭路头角。如人们熟知的刘基、夏言、于谦、王守仁、王世贞、郑晓、唐顺之、海瑞、袁可立、杨涟等都曾担任过言官，并在言官职位上留下铮铮响名。当然，更有许多言官为忠贞职守而鞠躬尽瘁，留下了动人的事迹。
万历时皇帝宠信后宫，弄权误国，朝纲废弛。二十三年九月，景德门遭雷击，巡城御史袁可立上疏针砭时弊：“近年以来，议论兹多，致干圣怒，摈斥不下百十余人。岂言事诸臣尽不可用耶？如使诸臣为济私，孰与缄口持禄，附会保全之为便？使诸臣为市恩，孰与将顺曲从，得君固宠之为愈？使诸臣为沽忠卖直，亦必其人有怀忠慕直之心，耻为依回淟涊之态者。如概弃不用，臣恐謇谔之士不蒙甄录，相率噤口结舌，国家大事谁复为皇上言之！(《睢州志》)”。疏上，夺俸一年。袁可立不为动，再次上疏，矛头直指皇帝：“礼祀不亲，朝讲未视，章奏不以时批答，废弃不皆录用，传造日增，赏罚日滥，非所以尽修省之实。(《睢州志》)”。袁可立尖锐地指出时局之严峻：“西虏跳梁，播酋负固东海，倭患未熄，中原灾害频仍”，力谏皇帝“亲郊祀，勤朝讲，批章奏，录遗贤，明赏罚，化朋党”（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疏上，触怒神宗皇帝，他还抗旨斩杀了万历皇帝的弄臣，皇帝最终于万历二十四年正月初十将袁可立削职为民，沉冤达二十六年之久。“公陟山西道监察御史，数梗言罢归。”（王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状》）朝中大臣为袁可立鸣冤者十数年不绝，帝皆不听，史称“震门之冤”（钱谦益《牧斋全集》）。
明代言官这种敢言直谏的风节和精神，源于儒家的政治伦理、道德传统的浸染和塑造。在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的激励下，众多官僚士大夫都恪守为君为国为民的基本原则，直言谏诤，所谓“臣言已行，臣死何憾”，其中虽也有愚忠的内涵，但于国于民于社会还是有益的。特别是明代言官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群体意识，一批言官忠实地履行着监督与纠察的职责，对于朝廷的各种权力体系起到了一种较强的制约与规范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遏制了由于权力带来的弊端以及衍生出来的种种腐化因素。其中也有个别言官无事生非迫害忠良。
孟仇今天的目的就两个：迎娶苏婉仪，让大汉的言官们学会做人！
“来人啊！把张大人拿下天牢，克日开刀问斩！”用看死人眼光看了众大臣一眼，孟仇低声喝道，马上有士卒走进来，把张言官带走。
整个过程中，满朝文武鸦雀无声，没有任何动作和声音，就连之前叫嚣的最欢的言官都闭上了嘴巴，一个个跟乖宝宝似得看地板。此时连续看到十八个大臣被孟仇打得半死之后，拿入天牢，所有疯狂的文官都清醒了下来，脑子里想明白了三件事情：
1、这天下可是玄家的，不是他们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的。
2、孟仇既然可以轻而易举的找到之前这些大臣的“罪证”，那么找到他们的罪证也不难，谁没犯过错、干过坏事呢？
3、从头到尾皇帝一言不发，说明心里是支持孟仇的，他们继续折腾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这就是孟仇的高明之处，动手下，孟仇分析了一下自己的敌人，直接把其中最厉害、最能折腾、最喜欢害人的家伙确定、划分出来，然后全部找到证据，当场打成半死。
有了这些鸡杀给猴子看的好榜样，其余的猴子就都老实了。
“各位臣工，还有谁要参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