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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出有关刘半农与胡适的恩恩怨怨，特别是当了汉奸又被人民政府宽大释放的周作人，晚年已改名知堂，为了迎合意识形态的需要，歪曲文人间的某些误会，硬是杜撰“反动文人”胡适“瞧不起，明嘲暗讽”“五四”“战士”刘半农。时至今日，仍有人依鲁迅、周作人之说，继续重复胡适看不起刘半农之说。比如有人说：“刘半农是憋着一股气出国深造的，周作人说他的博士是胡适促成的。”刘半农“终于得到博士学位，他是要以这博士学位来回击所谓英美派绅士的”。刘半农出国前与“英美派绅士”关系极不好，1917年新文化运动肇始，胡适在美国读到刘半农登在《新青年》上的受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所感而写的《我之文学改良观》，有“吾所绝对赞成者也”之评。
钱玄同致信刘半农说，你的《我之文学改良观》，与“适之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而行，废一不可。文学革新的事业，有你们两位先生这样的积极提倡，必可预卜其成绩之佳良，我真欢喜无量”。因同道，胡适、刘半农等才轮流编辑《新青年》。因相好，胡适才在1918年写的《你莫忘记》诗自序里，写道：“送给尹默、独秀、玄同、半农诸位，请你们指正。”因相知，1919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由胡适、钱玄同等提出《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由刘半农向大会提交，获得通过。胡适与刘半农配合默契，以谋求全国普及。因信任，1920年在胡适推荐下，刘半农任“国语辞典委员会”委员。胡适是否“瞧不起”刘半农，读者自明。
1921年春，胡适越洋寄《新青年》给刘半农。9月，刘半农复信给胡适：
听说你害了多时的胃病，近来看报，说你到上海考查商务印书馆的编辑部，知道是病好了：这是个可喜的消息……我老实警告你：你要把白话诗坛的第一把交椅让给别人，这是你的自由……我近来的情形，真是不得了！天天闹的是断炊！北大的钱，已三月没寄来，电报去催，也是不寄；留学费也欠了三个月不发，高鲁还逍遥自在，做他的官，领他的俸。我身间有几个苏，便买只面包吃吃，没有便算。但除闭眼忍受之外，也就没有别法。（这是件不得了的事，另有详信在夷初处，请你向他要了看一看，救救我罢！）但有一件事要请你出力帮忙。我今天向蔡先生提出一个《创设中国语音学实验室的计划书》，想来你不久就可以看见。这是我万分希望他成功的一件事，曾向蔡先生当面说过，他很赞成。但他虽赞成，还要经过种种的会。所以我要恳求你，也替我卖些气力，使他早日有些成议，我真感激不尽了。
你能写个信给我么？我给你请安。
夫人公子等均问好。
弟刘复
九月十五日
刘半农是个充满血性的刚直的正人君子，如若胡适果真“很看不起他”，他绝对不会低三下四吐露自己的窘境，那样不更让人瞧不起？此信写得如此真诚、亲切，并委以重托，使人想起宋人辛弃疾之《定风波》中“但使情亲千里近，须信，无情对面是山河”的词句。
1934年3月8日，刘半农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足可视之为胡适辩诬的文字：
上午续编中小字典。下午到北大上课。去冬为研究所事，逵羽来谈，曾言及适之为人阴险，余与适之相交在十五年以上，知其人倔强自用则有之，指为阴险，当是逵羽挑拨之言。曾以语孟真，孟真告之孟邻。今日孟邻面诘逵羽，不应如是胡说。逵羽大窘，来向余责问。余笑慰之。
孟真，胡适高徒、学者傅斯年。孟邻，北大校长蒋梦麟。逵羽是北大教务主任樊际昌。逵羽听信别有用心之人的诬陷胡适之说，经刘半农的劝说，消除对胡适的误会。
是年7月14日，胡适在日记中载：
早起得半农夫人电话，说半农从绥远回来，发热不退，昨日下午方石珊来诊，说是黄疸病，劝他进协和医院。半农最恨协和，没有去。病似更重了，所以我要去看看。
下午3时，得知刘半农病逝，胡适大惊，立邀校长蒋梦麟驱车到医院，刘半农妻女见胡、蒋，跪下恸哭，胡、蒋也很悲痛，并组织北大相关人员，料理棺木等后事。
10月14日，在景山东街北大二院大礼堂举行刘半农追悼会。蒋梦麟主祭，胡适等人先后介绍刘半农生平事迹。胡适为老朋友写的挽联是：
守常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旧日同伙又少一人；
拼命精神，打油风趣，老朋友当中无人不念半农。
胡适的挽联，寓意深广，他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来评价他的老战友、好朋友、战士刘半农的。把刘半农与李大钊、陈独秀等文化巨人相提并论，足见他对刘半农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的肯定。
周作人等人，在各自的回忆中，制造的胡适与刘半农间的种种恩怨是非，意图很明显，想扳倒比他们更高的文化大树。其结果，浊者更浊，清者更清。
但更可悲的是，严重违背历史真相的谣传，迄今仍在不少文学史和书本里流传，不仅继续把胡适妖魔化，更把那代文化清流的面目弄得灰头土脸。呜呼，前辈原本形逝而神留，尚有不能遮拨、火烬的价值，结果面目全非了。
刘半农曾在《半农杂文·序》中说：“看我的文章，也就同我对面谈一样，我谈天时，喜欢信口直说，全无隐饰，我文章中也是如此；我谈文时喜欢开玩笑，我文章中也是如此。”但他写《赛金花本事》时，却不是这样，而是认认真真地根据事情真相去写。既不率性为之，又毫无戏谑玩笑之笔。
为写好《赛金花本事》，刘半农以民国清流之尊亲见、采访烟花柳巷的名妓赛金花，一开始为世人所诟病，刘半农并不在意。他是从报刊上陆陆续续得知一些关于身世飘零的妓女赛金花的事迹的。但资料众说纷纭，乃至相互矛盾，有人说赛金花不过是一个和八国联军头目瓦德西睡过一觉的轻薄的妓女，而另有人说她是“民族英雄”，用肉体使洋鬼子对北京百姓的屠戮减至最小。为了解这位名噪大江南北的奇女子的真实面目，他必须掌握真实的材料。
曾经风华绝代的清末名妓，得知大名鼎鼎的北大教授要来采访她，非常感动，欣然接受。这一深入采访，刘半农得知赛金花乃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不寻常的奇女子。她曾随丈夫洪文卿，作为驻欧洲四国钦差大使的夫人出使欧罗巴。三年后归国，洪文卿病故，赛金花被洪家驱逐出门，再落风尘。庚子之灾，她从洋人屠刀之下营救众生。洋人走后，被下大狱。后到上海重操旧业，挥金如土。为她心爱之人离开娼业，晚年蛰居北京天桥，甘于贫困。掌握真实材料的刘半农，结合历史研究，拂去蒙在赛金花身上的重重迷雾，重现真实的、传奇的、悲剧的、别样的赛金花，再度成为京城的热门话题。
刘半农去世后，赛金花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只见她身着一袭黑裙，在飒飒秋风中，独自默默低头走进景山东街北大二院，在“文曲星”会聚的追悼会上，深深地向刘半农的遗像鞠了一躬，然后献上一束白花，又在无数双惊愕的泪眼下，默然离去。
刘半农去世后，经他的学生商鸿逵整理后的《赛金花本事》得以出版。这部褪去红粉、还原赛金花真面目的“本事”，具有文学和文献价值。
天不假年，刘半农虽英年早逝，一切都留在飘香的文字里，是不用我们画蛇添足论其功过毁誉的。
他在《半农杂文》中说：
一个人的思想感情，是随着时代变迁的，所以梁任公以为今日之我，可与昔日之我挑战。但所谓变迁，是说一个人受到了时代的影响所发生的自然的变化，并不是说抹杀了自己专门去追逐时代。
刘半农在这里，谈的是一个人既要顺应社会变革，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精神。我们可视之为贯穿刘半农一生的精神，也是很多为新文学开辟过道路的作家、学者很快与政治运动疏离，一生投入文学的共性。
刘半农在他去世之前，又补充了一则笑话：
说有一个监差的，监押一个和尚，随身携带公文一角，衣包一个，雨伞一把，和尚颈上还戴着一面枷。他恐防这些东西或有失，就整天的喃喃念着：“和尚、公文、衣包、枷。”
一天晚上，和尚趁他睡着，把他的头发剃了，又把自己颈上的枷，移戴在他的颈上，随即逃走了。第二天早晨，监差一觉醒来，一看公文、衣包和雨伞都在，枷也在，摸摸自己的头，和尚也在，可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
联系那时上海的创造社、太阳社诸公，虽心怀革命之志，肩负历史使命却不结合中国文学的实际，把“五四”以来的文学局面搞得风声鹤唳，却忘记了自己究竟是谁，想来，刘半农的这则笑话，还真未必只是笑话而已。
遗文犹在，仍可读出为世故风尘所不能湮没的刘半农精神：作为平凡人的刘半农，有愤世嫉俗的一面，有幽默灵性的一面，有追求功名的一面；作为战士的刘半农，曾有过时代磅礴的生气，有过意气风发向旧世界开火的锋芒；作为隐士的刘半农，依然不失砥砺精神而甘于寂寞，依然不失在“理”与“势”的矛盾中的哲学、人生的思考。
“毕竟书成还是否，敢将此意问曹侯”
——将《红楼梦》研究当作终身事业的俞平伯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发生。其时，距俞平伯移家清华园南院七号，自定东屋室名为“秋荔亭”整一年。他于戊辰年（1928）秋，受聘到清华学校大学部中国文学系任讲师。翌年，清华学校改名清华大学，俞平伯开始讲授《清真词》、戏曲和小说，同时到国立北京大学兼课。再一年，在清华大学同朱自清、杨振声等教授合开“高级作文”课，专授“词”习作课。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俞平伯即刻找到胡适，晤谈时事。30日晚，又致胡适函，“述忧国忧民之心，以为知识分子救国之道，唯有出普及本单行周刊，从精神上开发民智，抵御外侮”。虽是书生救国之道，却见拳拳爱国之心。
胡适等人面对日本亡我之心，也心绪恍惚。胡适很同意俞平伯的建议，他说：“我们这些‘乱世的饭桶’，在这烘烘热焰里能够干些什么呢？”最后，办《独立评论》便是他们这帮“乱世的饭桶”，用爱国之心、良心抚平伤痛，为国家出点微力，尽点心智的一个重要举措。
从胡适写的《丁文江的传记》中可知，“当时北平城里和清华园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里或在欧美同学会里聚会，常常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俞平伯常常从清华南院“秋荔亭”，乘车到后门内米粮库胡同四号胡适家，参加讨论。在交通不发达时代的北平，那是很遥远的路程。
要知道，俞平伯此时，已渐渐专注于《红楼梦》和其他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由一个诗人、散文小品作家，正在向一个纯粹的学者转化，能如此积极关心国事，已表明其爱国者的姿态。
壬申年（1932）元旦，《中学生》月刊第二十一期，在“贡献给今日的青年”的总题目下，发表了五十二位学界名人的短简。其中俞平伯告诫青年们，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救中国，应当救中国，还要积极创造救国的条件。他向世人宣告：“不存此心，不得名为中国人。”
丁文江曾有名言，称知识分子是“治事之能臣，乱世之饭桶”。此话有些偏颇，更有些深意。1932年11月3日，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俞平伯写《广亡征！》。因文中有令人震惊之名言“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与《中学生》里的短简大唱反调，自我否定，而被批判为投降主义汉奸论调。书生啊，有时是民族理性的代表，有时是酒囊饭袋，一脑袋糨糊。
认真阅读《广亡征！》可知，其实总体上是痛彻心扉的陈词、一腔沉痛的爱国之言。但错在缺乏理性分析，遂得出悲观结论。原本是批判当权者误国之罪，却因骨子里的孤傲之气、书生之见，做出了错误的表达。
前面已介绍过的废名，对好友俞平伯看得清楚，他在《古槐梦遇·小引》中说：
我常心里有点惊异的，平伯总应该说是“深闺梦里人”，但他实在写实得很，由写实而自然渐进于闻道，我想解释这个疑团，只好学时行的话说这是一种时代的精神。
惊鸿一瞥，说得端是剀切。俞平伯身上反帝反封建的意气，一直都没有泯灭，作为一个爱国的有良知的作家，在虎狼窥伺的国家危亡之时，他终不是“深闺梦里人”。他的血液里、他的文章里，激荡着爱国主义的回响。
俞平伯，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八（1900年1月8日）生于苏州。原籍浙江省德清县。原名俞铭衡，字平伯。曾祖父俞樾，著名经学家。道光二十四年（1844）恩科举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官庶吉士、编修、河南学政。罢官归苏州治经学，主讲紫阳书院及杭州诂经精舍。后以会试复原官，一生著述甚多，作诗词，写小说，编戏曲，著有《春在堂全书》计一百六十种，近五百卷。俞平伯六岁时，已享弄孙之乐的俞樾方故去。
父俞陛云，晚清探花，也是饱学之士。母许之仙，是清朝松江府知府许祐的女儿，也精通诗文。俞平伯自幼从母读经书，九岁入塾从师学古文。后又入苏州平江中学，乙卯年（1915）秋，十六岁的俞平伯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全家迁入北京，居北京大学后垣毗邻的东华门箭杆胡同。两年后，陈独秀携《新青年》也租住该胡同。
俞平伯十七岁时，师从北大教授、训诂学家、狂士黄侃，开始读周邦彦的《清真词》。十九岁时，第一首白话新诗《春水》发表在《新青年》。不久，又作《白话诗的三大条件》一文，据理驳斥保守派对白话诗的责难，提出新诗是“抒发美感的文字，虽主导写实，亦必力求其遣词命篇之完密优美。因为雕琢是陈腐的，修饰是新鲜的。文辞粗俗，万不能抒发高尚的理想”。同年，与北大同学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组织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被推选为干事部书记。次年，第一篇白话文小说《花匠》发表在《新潮》上，后被鲁迅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五四运动爆发，他“浮慕新学，向往民主”，积极投身运动。是年，二十岁的俞平伯从北京大学毕业，准备去英国留学，离开之前，作新诗《别她》，表达对祖国的依恋之情，决心寻求救国之路。翌年与傅斯年同赴英国留学，只在英国住了两个月，因费用不足，返国。
胡适的新诗集《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新诗的第一本集子，也是中国新诗的奠基巨碑，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开山地位，显然不可低估。胡适成为“新诗老祖宗”也顺理成章。正是在《尝试集》的影响下，俞平伯的新诗集《冬夜》也破土而出。这是继《尝试集》后最早的诗集。胡适对《冬夜》的批评多于赞扬。胡适批评《冬夜》过于理性化，表现力薄弱，他说：“平伯最长于描写，但他偏喜欢说理，他本可以作诗，但他偏要想兼作哲学家”，“偏要做那很长而又晦涩的诗”。
俞平伯知道，那是老师胡适语重心长地告诫他这个新诗坛的少年人，要用形象思维，不能用抽象说理。胡适是器重和信任少年俞平伯的。辛酉年（1921），俞平伯刚刚加入文学研究会，胡适就找到二十二岁的俞平伯，让他删定《尝试集》第四版。
胡适的《尝试集》“增订四版”，是他生前出版的唯一的新诗的集子，其文化意义不仅在开创风气、独领风骚的历史地位，更在标榜声气、指引途径、提携新人上。将这么重要的《尝试集》第四版的删定任务交给俞平伯，其深意是不言而喻的。
新诗的“老祖宗”胡适，从此再不删增《尝试集》，是对俞平伯工作的充分肯定。
俞平伯十三岁始读《红楼梦》。二十一岁与傅斯年同赴英国留学的漫长航途中，熟读《红楼梦》，便有了研究《红楼梦》的愿望。《红楼梦》研究作为一门学问或学术——所谓“红学”——从《红楼梦》诞生，便已开始。“红学”一词，据《清稗类钞》，最早出现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后又有“咸（丰）同（治）以来，红学大盛”的记载。不过“红学”在那时不是一门严肃的学问或学术，而带有调侃戏谑的味道。真正将它作为严肃的学问对待，是辛亥革命之后。但很少从哲学、美学入手，而是各种“索隐”“释真”“考事”之类的“索隐派”成了主角。
胡适考证《红楼梦》的第一篇文章《〈红楼梦〉考证》问世，宣告“新红学”的诞生。而胡适在北大的学生俞平伯、顾颉刚，在老师胡适的启示下，其“红学”研究也硕果累累，与胡适一起，成为当时海内外公认的“新红学”权威与大师。
胡适、俞平伯等人对“新红学”的贡献有二，确立《红楼梦》为“自叙传”。首先，得到鲁迅的认可。鲁迅当时正在北大讲“中国小说史”，屡屡引证胡适考证，并说胡适的“自叙传”，“实是最为可信的一说”（《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其次，断定《红楼梦》前八十回为曹雪芹之作，后四十回为程传元、高鹗串通作伪，由高补续。
“新红学”骨干俞平伯、顾颉刚二人在辛酉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大量通信，证明他的研究，弥足珍贵。如俞平伯在是年4月27日的信中说：
《红楼梦》作者所要说者，无非始于荣华，终于憔悴，感慨身世，追缅古欢，绮梦既阑，穷愁毕世。宝玉如是，雪芹亦如是。
5月13日又写信说：“总之《红楼梦》实事居多，虚构为少，殆无可疑。”5月30日，信中说：“从本书看本书作者与宝玉即是一人，实最明确的事实。”
特别是6月18日信中所说：
因为我们历史眼光太浓重了，不免拘儒之见。要知道雪芹此书虽记事实，却也不全是信史。他明明说“真事隐去”“假语村言”“荒唐言”，可见添饰点缀处亦是有的。从前人都是凌空猜谜，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或者矫枉竟有些过正也未可知。
俞平伯这一段话，正确阐述了《红楼梦》艺术典型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道出了艺术真实与艺术典型的全部奥秘。
俞平伯与顾颉刚的另一重大发现，是高鹗续补《红楼梦》后四十回。
一次，俞平伯在旧书摊购得一部《红楼复梦》，书写得颇为无聊。但该书“凡例”前有“前书八十回后立意甚谬”之语。经考证，证明确是高鹗补了《红楼梦》后四十回。
俞平伯潜心研究《红楼梦》，屡有发现。顾颉刚劝说俞平伯将《红楼梦》研究作为“终身事业”，挑起历史大任，日后必定“大功告成”。
1923年3月5日，顾颉刚为俞平伯的第一本红学专著《〈红楼梦〉辨》作序，说：
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过一年，就有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
后来的不少红学家读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文章，多有取其椟而还其珠者，而俞平伯得其椟更得其珠。
到了1954年秋，继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之后，又开始了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从而引导了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批判。而事情的导火线，是李希凡和蓝翎两个青年合作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
实际上，在1954年7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在作协会议室，就召开了《红楼梦》研究问题座谈会。公开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大幕拉开了。
出席此次座谈会的有茅盾、周扬、郑振铎、冯雪峰、刘白羽、林默涵、何其芳、俞平伯，还有写《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的作者李希凡和蓝翎，共计七十余人。会上，发言者们批评了俞平伯在“红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观念。会场上谈笑风生，并不紧张，俞平伯也极为自然、冷静。
“两个小人物”发言了，首先表示是来学习的，其次对俞平伯一向敬重，文章观点不同，但没有扣帽的想法。《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分别报道了座谈会的情况。
因俞平伯在文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后来批判俞平伯的活动，有六次在文学研究所召开。组织、主持批判会的是该所所长何其芳。他在会前着重指出：“会议的性质是学术讨论会，对所讨论的问题过程中，应提倡说理的态度……学术问题常常是比较复杂的，必须进行自由讨论。有不同意见应允许大胆发表。被批评的人也可以进行批评。”何其芳在20世纪30年代与李广田、卞之琳被称“汉园三诗人”，后也研究《红楼梦》。京城著名学者大都参加了批判会并积极发言。
据《〈红楼梦研究〉批判中的何其芳与俞平伯》的作者马靖云说：
钱锺书感到俞先生把“色空”二字看得太实了。钱锺书认为做和尚在当时不一定就是最坏的。鲁智深、武松做和尚，也好像可以做得；明代有许多民族英雄人物也做了和尚。对“红楼梦”三个字不要看得太重。莎士比亚在一些戏剧中也有过人生如梦的感慨，但不能说他具有佛家思想……贾家这样的人家，做了许多坏事，结果自然就是坏结局。
余冠英、李健吾、毛星都做了发言，皆按照何其芳会前定的调子，进行学术讨论。有时发言者之间，还有争论。力扬发言时，说文学所的讨论还算实事求是，而外面发表的相关文章，则有不乏简单粗暴等问题。文学所里，在何其芳的主持下，和风细雨地讨论学术问题，而社会上对俞平伯的批判，已轰轰烈烈。
李希凡和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等文章，是以意识形态代表学术研究的应时应景之作，影响极为恶劣。社会上报刊已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由学术问题转向政治范畴，公开发表了俞平伯和胡适有关学术讨论的私人信件，为不久开展的全面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做舆论准备。
任何政治运动，总有落井下石者，有趁火打劫、造谣诬陷者，文化圈子中尤为突出。这时就有人在《人民日报》发文揭发俞平伯垄断研究资料的问题。
俞平伯不服：“有人说我霸占材料，与事实不符。事实是我曾给北大图书馆写过一封信，指出该馆收藏的某个《红楼梦》抄本有珍贵价值，应作善本对待，不宜随意出借，以防损坏。纯属爱护文物的意愿，希望文学所代为说明。”
《人民日报》发表揭发俞平伯垄断材料一文前，曾打电话向北大图书馆和文学所询问过是否有垄断之事。但在北大图书馆、文学所皆证明根本无此事之后，仍发表了这篇诬陷俞平伯的文章。这毕竟是捏造丑闻，所以垄断之说，不了了之。
学术问题，要探明真理，要更坚持真理。俞平伯面对全国批判的浪潮，勇于坚持真理，毫不畏惧，更不妥协。俞平伯找到何其芳，承认自己受胡适影响，自己的烦琐考证或可对读者有影响。但那只是研究方法问题。他表示，自己坚持三点。其一，无论如何，《红楼梦》是很难解释的；其二，无论如何，曹雪芹是有“色空”观念的，并以之开始，以之收尾；其三，无论如何，有关《红楼梦》的“自传说”是不对的，但如果说带有自传成分是可以的。
在那个政治代替一切的年代，一介书生俞平伯坚持这三个“无论如何”，可视为公然对抗主流话语、挑战政治运动的鲜见的壮举。
俞平伯自落“红尘”，乐于斯，悲于斯，幸与不幸，只有他自己深解此中滋味。晚年，他曾作《红楼梦缥缈歌》，最后四句是：
补天虚愿恨悠悠，磨灭流传总未酬。
毕竟书成还是否，敢将此意问曹侯。
其一生感慨，皆寓其中。
1986年1月20日，八十七岁的俞平伯，已满头白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他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社科院院长胡绳在致辞中，称俞平伯是有贡献的爱国学者，他的“红学”研究具有开拓性，取得了重大成就。1954年对俞平伯的政治批判是不正确的。那次政治围攻，从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在学术界产生了不良影响。
俞平伯老人平静而从容地用乡音朗读了自己的“红学”新作《旧时月色》。
俞平伯的旧体诗，得其清末探花诗人父亲俞陛云的真传，有着深厚扎实的功底，甚得诗界的推崇。叶圣陶夸他“天分高，实践勤，脚踏实地，步步前进，数十年如一日”，叶恭绰在《古槐书屋词·序》中赞他“于词所造既深，而又能审音度曲”，“功力深至，迥异时流”。俞平伯乃兼擅新旧两种诗体的诗人，他创作旧体诗时间如此之久、数量如此之多，诗意如此之丰盈葱茏，境界如此之淡泊清幽，艺术如此之圆润纯熟，风格如此之鲜明，诗坛怕再无别人。
写旧体诗，成为俞平伯自娱、抒发情感、张扬个性的重要形式。“文化大革命”初，他在老君堂的“古槐书屋”被占，被挤到放置刻书雕版的别院小屋居住。他写了一首诗：
先人书室我移家，憔悴新来改鬓华。
屋角斜晖应似旧，隔墙犹见马缨花。
该诗“怨而不怒”，甚或“温柔敦厚”，但结果，在学部文学所，还是挨了一顿狠批。不料，没过多少日子，他在《“五四”六十周年忆往事》一诗里，却再次提到马缨花：
马缨花发半城红，振臂扬徽此日同。
一自权门撄中怒，赵家楼焰已腾空。
回忆自己年轻时，在马缨花开遍京城时，参加五四运动的情景。马缨花见证了俞平伯少年时的意气风发、暮年时的寂寥和苦痛。
1977年，为怀念“嬿婉同心六十年”的老妻，俞平伯写旧体长诗《重圆花烛歌》，读之令人动容：
兼忆居停小学时，云移月影过寒枝。
荆扉半启遥遥见，见得青灯小坐姿。
俞平伯是“但令一顾重，不吝百身轻”式的文人，只要受到别人一次看重，便不惜为他做出百次牺牲。在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时，何其芳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保护了俞平伯。为此，何其芳还受到责难和批斗。俞平伯在何其芳逝世时，来到西裱褙胡同三十六号何宅哀悼，还写《纪念何其芳先生》诗，其情谊真挚动人：
昔曾共学在郊园，喜识“文研”创业繁。
晚岁耽吟怜《锦瑟》，推敲陈迹怕重论。
习劳终岁豫南居，解得耕耘胜读书。
犹记相呼来入苙，云低雪野助驱猪。
胡适在《蕙的风·序》中，说俞平伯诗的“音调、字面、境界，全是旧式诗词的影响”。从旧诗和词曲里蜕化出来，熔铸词曲的章节于其新诗中，当代诗人无人可与俞平伯相比。而他写旧体诗之水平，也无人出其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