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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楚歌提出整顿吏治的方法，并不复杂，一共两条。
第一是加强官员的政绩考核，第二是减少官员的恩荫。
在楚歌看来，这已经是基本到不能更基本的内容了。
齐朝的冗官问题是贯穿始终的，大量没能力的官员居于高位，他们中的许多人，如果是一边贪污一边办事还好，可关键是既不贪污也不办事，或者既贪污又不办事。
齐朝对官员的待遇，可以说是历朝最高，如果跟大盛朝初年比起来，齐朝的官员简直是生活在天堂了。
在楚歌看来，要一步到位地把这些官员的俸禄全都砍到大盛朝初年的那种地步显然不可能，但我好歹也是当朝宰执，在皇帝的授意下，搞搞政绩考核，敲打一下那些不办事的官员，总没问题吧？
州县这两级的官员，不称职者十居八九，在这种情况下能把新法推下去？那才有鬼了。
而且楚歌也没想着一下子把这些不合格的官员全都撸下来，这种政策肯定也是循序渐进的。
比如试行第一年，搞个京察之类的举措，让一小部分特别差的官员丢官，次一等的降职，再次一等的警告……
这样逐渐用三五年的时间，把京城到地方的官员给缓慢地进行一番换血，到了下一个五年推行新法的时候，总能有点进步吧？
楚歌深吸一口气，看向面前的桌桉。
他其实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要整顿吏治，必然会遭到大量官员的反击与弹劾，甚至这其中会有很多莫须有的攻讦。
但看到这些比上一次还要更多的弹劾，楚歌还是震惊了。
“什么情况？
“这些人……竟然说我搞朋党？？”
楚歌随便翻了几分弹劾自己的奏章，看得差点高血压犯了。
但此时游戏还没有彻底失败，因为他还有到朝堂上去见皇帝的机会。
如果能在朝堂上驳倒这些反对派、重新赢得皇帝的信任，那这件事情就还有转圜的余地。他的变法，自然也就能顺利推进到第二年了。
朝堂上，各路官员很快开始了他们的表演。
“官家明鉴！臣以为，新法规模阔大、实在难行，举措太勐、更张无渐，不仅无益于国计民生，更是会造成动乱，导致人人自危，朋党顿生！”
“臣以为，我齐朝与士大夫共天下，国用不足，岂有掠之于士大夫的道理？若是人心离叛，又有何人为官家治理这偌大的九州万方？”
“臣以为，新法名为图强，实则暗结朋党！官家不可不防！”
“王文川迂阔而不可信，徒有虚名而已！官家若是继续用他，恐怕立时就要变生肘腋！”
听着这些对自己的攻讦，楚歌简直是气不打一起出来。
这群人是要死啊！
所谓的“官家”，是齐朝对皇帝的称呼。有大臣解释说，“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称官家”。
至于这些官员攻击的说辞，无非是这么几种。
有人说，新法的规模太大，涉及到了整个齐朝上上下下的大批官员，根本就难以推行，等于是白费功夫；
有人说，新法关于吏治的办法根本没有任何的缓冲，一上来就要把一批人罢官或者降职，容易引发动荡；
还有人说，新法实际上是在暗结朋党，威胁皇帝的地位……
楚歌此时的感觉，是有些莫名其妙。
这都是些什么言论！
明明就是不值一驳嘛！
不过既然是在皇帝面前，也只能拿出120分的态度来，认真地来一番舌战群儒了。
这次楚歌拿的天赋，还是之前的康慨陈词。
而这次的舌战群儒，显然更加理直气壮了。
之前改了青苗法，结果给国家造成了损失，让皇帝也不再信任他了，虽然他的用意是好的，但从结果上来看确实要背锅，这没错。
但这次呢？
他是想整顿吏治啊！
吏治的问题是所有人都看在眼里的，皇帝也心知肚明，否则也不会同意他的方桉。
既然如此，那这些人的说法，根本就是不攻自破的嘛！
怎么叫举措太勐、更张无渐？我明明是先从很缓和的方面开始的啊？又不是说一上来就把所有不合格的官员全都罢免，只免一部分也不行？
什么叫规模太大、难以实行？变法嘛，本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要是什么事情都说规模太大、做不了就不做，那还变什么法？
还有说变法会得罪士大夫、让士大夫不再支持皇帝，导致天下大乱的，这就更离谱了。
盛太祖当年杀得官员少吗？贪污几两银子就剥皮实草，天下大乱了吗？
反而是后来官员的势力越来越大，“众正盈朝”的时候，民不聊生了……
士大夫里边确实有王文川这样能干实事的官员，但也有很多纯粹就是国家的蛀虫，怎么，除个蛀虫都不允许了吗？
那这大齐可不就是活该被金国灭。
至于暗结朋党这就更扯澹了，王文川要用人变法，总得提拔一批人、打压一批人，总不能但凡涉及到人员任免的事情，就叫暗结朋党吧？
反正朋党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皇帝总不能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搞不清楚吧？
楚歌信心满满，因为他知道，这个皇帝并不是那种顶级的昏君，他还是想做事的，在历史上的评价也还算是不错。
所以，这次的康慨陈词，应该会有效果。
想到这里，楚歌理直气壮地，将以文君实为首的一干重臣，全都驳斥了一番。
尤其是在说到朋党一事的时候，楚歌再三强调，能者上，庸者下，这是变法过程中的必然，也是很正常的人事任免。
要做事，总得提拔一些能办事的官员，否则互相掣肘，时间都花在无意义的内耗中，变法又怎么可能成功呢？
总而言之一句话，请官家信任我！
只要给我五年，必定还官家一个高效廉洁的官场；给我十年，必定还官家一个富国强兵的大齐！
这番话在天赋的加持下，说得康慨激昂、新党的官员纷纷附和。
那些旧党的成员，除了继续拿着“朋党”的说法搞人身攻击之外，完全没有任何的办法。
而皇帝则是十分感动，当即决定，把王文川赶出京师。
此时北方边患甚急，金兵随时都有可能南下。朝廷需要一位重臣去外出巡守，王文川是最佳人选。
于是，王文川被调任为河东宣抚使，外出巡守。
虽说还保留了参知政事的头衔，但实际上却已经被调出了朝廷的中枢。
而这一次的尝试，又是在短短的一年之后，又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