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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铄在抢购汇山码头时顺带从麦边洋行手上接管了四艘老旧的客货轮还有这家洋行手上的三条运输航线：上海到汉口，上海至天津和上海经厦门、香港至新加坡，相比下来，林铄更为重视手上的这条国际航线。
这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外国轮船公司展开竞争，不过好在当初麦边洋行与太古、怡和达成过运价协议，不过是因为麦边洋行规模太小，手中轮船落后又无法更新这才败下阵来。林铄接手后，最初南洋航线的利润还算相对稳定，不过有近期种种迹象表明，雄心勃勃的日本邮船公司将在日俄战争后加入到南洋航运的争夺中。
作为未雨绸缪的措施，也是因为沪东船厂在投产后一直开工不足，林铄决定自己建造两艘五千吨左右的新式客货轮。
由于国内根本没有建造五千吨轮船的经验，林铄还是决定先从引进开始，由提供船坞建造和设施的伏尔铿船厂负责两艘轮船的设计，为此沪东船厂将支付5000英镑的设计费用。
林铄数百万银元的船厂设施定单让正在着手在汉堡开办新厂的伏尔铿船厂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资金的问题，所以对于这份来自东方的合约自是极为重视，立即派出了一支由优秀的设计师和工程师组成的小组来到中国。
当然这期间的花费还得由林铄支付。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近代国家的强盛，永远离不开教育。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在后世已经是公认的真理。
发展民族工业需要科学技术，需要大量从新式学堂里培养的人才。
中国近代教育始于1866年左宗棠和沈葆桢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其后李鸿章于1880年创办了北洋水师学堂，之后于1895年创办了北洋大学堂，这也是中国近代的第一所大学。庚子之后，慈禧太后意识到旧的科举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国家强盛的需要，开始推行“新政”，鼓励各地开办新式学堂，以培养精通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
在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富有远见的封疆大吏支持下，废除科举制度已经成为大势所趋。1904年1月，清政府正式公布了管学大臣张百熙制订的《奏定学堂章程》，从而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基础。
1903年，张謇在林铄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学校属于中等师范性质，主要培养小学教师。课程设置主要有：国文、修身、教育、伦理、算术、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博物、图画、手工、体操等，基本上适应高、初等小学教学的需要。后来根据需要又增设简易科、测绘科、蚕科、农科和土木工科。此外学校还建立了工科教室、农学教室、农场、博物苑、测绘所等。这些设施已超过了一般中等师范学校的范围，具有大专学校的基本建制规模了。
张謇极为重视师范教育，他从爱国主义角度明确指出：“欲雪其耻（国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从师范始。”
其后，林铄在上海创办了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并在开办沪东造船厂的同时，在杨树浦船厂北段开设了上海商船学校，主要培养工科人才。
军队自然是他今后立身的根本，林铄接手栋军后，即在崇明岛上开办了栋军随营军官学堂，这些军官生大部分是从台湾内渡的栋军和新楚军官兵子弟，也有一部分来自在江南招收的学员。
这个时代，各省都开始开办武备学堂，但真正能在今后民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的军人集团，一是出自北洋武备学堂的军官生，另外就是留学日本的士官生。这个时期栋军还没有投入北洋系，林铄只能在江南各省上下打点，在各省武备学堂保送日本留学军事的名单中挤出一些名额。
从栋军随营军官学堂中选拔而出的第一批十二名优秀学员按计划应当在1904年前往日本，不过由于日俄战争爆发，只能一直滞留在国内，栋军北调滦州后，这批学员驻进上海商船学校补习日语。由于上海商船学校为留学日本的学生提供免费的食宿，这一时期，也有不少的国内留日学生聚集在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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